| 论文导读：墨子“非乐”美学观点的提出更是惊世骇俗。墨子的“非乐”理论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原因，论墨子“非乐”之故。
关键词：墨子，非乐，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虽然诸侯纷争、民不聊生，然而思想和言论却是十分自由的，对于音乐，对于艺术审美活动，诸子们大多各抒己见。墨子“非乐”美学观点的提出更是惊世骇俗。墨子的“非乐”理论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对“非乐”之功，历来研究者却是言之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对墨子“非乐”之故的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刻。
在中国古代，所谓“乐”，主要是指音乐，同时也包括歌、舞、戏剧、杂技以及绘画、雕塑、建筑、田猎等文化娱乐活动。先秦之乐，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墨子所“非”之“乐”，并非指狭义的音乐，而是泛指一切艺术及其艺术活动。墨子的“非乐”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他反对人们进行审美和艺术活动，否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实际上，墨子并没有否定音乐之美，“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墨子·非乐上》【1】）墨子并没有否认美的客观存在，并没有否认各种乐器的声音不好听，雕刻绘画所塑造的形象、色彩不美丽，也并不是觉得烤肉、煎鸡的味道不香甜，高宇深居的庭院不安逸，足见墨子作为一位文化巨人是知乐（yuè）、知乐（lè）的，他并非一般的反对音乐。墨子既不是一般的“非乐”，就说明他的“非乐”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一、针对当时的审美风尚而提出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何故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何故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勾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其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2]
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时代审美价值标准大趋向何如嬗变的问题。衣以新丽为美，士以健康为美，人间万物以生命为美，本是人之常情。然而，这一切似乎全都颠倒了过来：颠沛半年的晋文公重耳，怀念昔日流亡国外时跟随者褴褛的衣裳，于是晋国朝廷衣着朴素成风；养尊处优的楚灵王，欣赏后宫楚女纤细袅娜的腰肢，于是满朝群臣纷纷节食减肥，“当灵王之身，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固据而后兴，扶垣而后行”（《墨子·兼爱下》），至于弱不禁风，饿死而不悔；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渴望国士具有勇猛的气概，于是越人争相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凡此种种独出心裁猎奇好异，甚至是违背人类生存自然规律的审美标准，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得以明目张胆，公然大行于世。“君说之，故臣能之”，这种惟统治者个人之喜好是从，以统治阶级提倡之评价标准为美的审美风尚发展到极端，必将直接或间接地戕害人的生存本能，走到荒谬的极端上去：“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所皆难也，若君说之，则士众能为之”（《墨子·兼爱中》）。战争，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无不以杀人为业，无论于己、于人，还是于家、于国，皆可谓极端不利。论文发表，原因。但在诸侯的操纵下，却正风靡于时。“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在这乾坤颠倒的时代，百姓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性命不保，而统治阶级却杀人放火，喜音湛面。这样的社会状况促使墨子挺身而出，倡导“非乐”，并亲力践行之，试图以其自身微薄之力，扭转时代颓波，还天下以和平。
二、墨子“非乐”还与当时的“道”、“势”关系及墨子的品质性格相关。
战国初期，士人的个体意识已经觉醒，“士志于道”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从而使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力量不断增长。这就使得一些欲奋发有为的国君放下了高姿态，主动与“有道之人”为师为友，以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但是，事实上，“势”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高高在上。“道、势”关系看似紧张，但主动权依然稳稳当当地掌握在权高位重者的一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多有识之士并不能一以贯之的“志于道”。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主张能够被当局者采纳、推行，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势”。对于当权者的奢华审美娱乐活动，更是很少有士人敢于正面的批判。《墨子·贵义》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论文发表，原因。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从“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这一事例，推出“天下莫为义则墨子更应该自苦而为义”这一结论。面对着“一人耕而九人处”的现实，面对着“势”压倒“道”的局势，墨子万分焦虑，但他绝不会低头和屈从。这是他自苦爱人的品质和坚强的意志及勇往直前不怕死的精神使然。正是墨子先在认知图式中的这些非理性的主观心态因素促使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3]，勇敢地提出了“非乐”论。
三、墨子“非乐”，有其明确界定的范围。
在列国纷争、天下大乱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墨子的“非乐”是针对具体的国家而提出的。《墨子·鲁问》中有一段墨子对自己思想组成要素的自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如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昌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面，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在这里自述了其思想要素即所谓的“十论”，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同时，墨子反复强调了一句话，即“必择务而从事”，他认为要根据所在国家的具体情势，实行不同的政策。其“十论”就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景而提出的。论文发表，原因。这体现了墨子思维的动态性。当我们在批判墨子思想的矛盾的和背谬的时候，考虑到当时天下的政治分裂和文化多元的格局，理解墨子“必择务而从事”的主张，那么我们对墨子思想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就必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墨子已明确指出，他的“非乐”、“非命”思想是依据“国家喜音湛面”而提出的来的。这就说明墨子并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主张“非乐”的。其“非乐”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面对着民生凋敝之战国，目之所见，哀鸿遍野，耳之所闻却是靡乐淫声，怎能不叫墨子“非乐”？！在“国家喜音湛面”的情况下，“非乐”，于君、于国、于民都是有必要的。
四、墨子“非乐”因于其“非儒”
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在向儒家学习的过程中，墨子检验了儒家的思想，深见其蔽而自立学派以反儒。“非乐”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动。春秋战国，“礼坏乐崩”愈演愈烈，一直承担着政治、道德教化功能的西周礼乐已经越来越形式化，完全成为上层社会奢侈享乐的工具，礼乐的政治、道德包括宗教功能逐渐消解、淡化而其审美愉悦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孔子有一次见季孙氏在自己的家里欣赏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八佾之舞，于是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叹，一厢情愿地奢望通过固定的礼乐等级来维持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论文发表，原因。《论语》一书，多次言及礼乐，又均以两者并举。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4]在孔子那里，乐与礼是融为一体的，乐要受到礼的严格限制，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在这种情况下，“乐”实际上成为实行和宣传“礼”的重要手段。孔子不仅把乐纳入到礼的规范中，而且用它来规范人的理性，即要成为人格完美的君子，必须先学诗，再学礼，最后靠“乐”来完美道德修养。对于这些已经形式化的繁文缛节，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治理和政治的清明不是靠外在的礼仪而是靠君臣的贤明和百姓的勤勉。墨子在《非儒》篇中，批评儒家:“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并且还点出姓氏的批评了孔子：“孔某盛容器修饰已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剥削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论文发表，原因。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认为弦歌鼓舞，盛为声乐，足以丧失天下，于君于民都不利。
五、“非乐”是其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尚同、尚贤，节用、节葬，兼爱、非攻，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论”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总纲。五组范畴，十个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每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都各有其“关系”，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每个思想要素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仅与其他思想要素的意义密切相关，还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相关，所以随着“关系”的变化，意义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应当在“关系”中理解思想要素的意义，而不要孤立的讨论一个概念或者观念的意义。理解墨子的“非乐”更是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要达到“大同之治”，要兼爱所有的人，要节约不浪费，那么，“非乐”就是必须提及的。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审美观，墨子的“非乐”思想，与节用、节葬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本身也是墨子“节用、节葬”等经济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从朴素实用的理念出发，墨子反对统治者奢靡的艺术审美活动，正是看到了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这些艺术审美活动严重妨碍社会生产，君子们沉溺于审美享乐会妨碍听治，贱人们从事音乐会减少进行生产的人数，从而妨碍正常的生产劳动，奢侈的音乐加剧了人民的三患，正是站在这一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墨子提出他的著名论点——“非乐”。此外，“非乐”也是“非命”的题中之意。《墨子·非乐》篇中虽无一字提及非命思想，而是处处从实利出发，指出沉湎于音乐不能增加实际利益。但是，“非乐”的证明方式和思想的指向处处照应着非命思想。沉湎于音乐往往荒废了政事和生产，其内在的根源在于对政事和生产活动的必要性的漠视，这种漠视的根源又在于对“命定论”的迷信，即“执有命”的王公大人们相信无论如何享乐，由于有天命论保证，都不会有什么恶果。墨子认识到非乐是非命的手段之一，反过来说，思想观念上的非命，努力从事才能非乐。人皆知乐者乐也，只有非命才能努力从事，努力从事才能非乐，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因此，非乐思想和非命思想是一种对称互补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所以，“非乐”作为其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墨子是必须要提出的。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