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如果从语言研究之现实意义的角度审视《周易》，我们不但会对先民的智慧深感慨叹，而且对人们进一步研究《周易》、利用《周易》为现实服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关键词：《周易》语言运用,理论研究,现实意义
《周易》，言涩理深，经世不衰，堪称我国文化典籍中的一座迷宫。加之历代笼罩其上的神学雾气，道家玄谈、儒家义理，更形成了易学庞杂的体系，使世人捉摸不透。如果从语言研究之现实意义的角度审视《周易》，我们不但会对先民的智慧深感慨叹，而且对人们进一步研究《周易》、利用《周易》为现实服务，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一、研究《周易》语言的学术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地肯定了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清理工作，称他在打扫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牛圈”，“路德不但打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的德国散文，……”18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亦有相当清醒的理论自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命题：“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在对宋明理学的具体命题进行批评之时，还专门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形式化分析，对“谓之”与“之谓”两种主谓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汉语语法形式化分析之先河。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初期大量地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语汇之后，中国学术的失语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其实就是中国哲学与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轰轰烈烈的语言学运动。科技论文。然而，20世纪前七十年，由于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关注于对西方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学习，来不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更无暇顾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了，因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地省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语言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问题了。这种学术失语状态才有了真正思想的自觉。
语言虽不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方式，然而学术的思考与表达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术状态。从思想的建构与表达的角度说，学术就是借助语言媒介来建构自身的。
二、研究《周易》语言的社会意义
《周易》阐述了两种表辞达意工具——语言与形象，而语言则是圣人阐明吉凶的工具，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四道”中之一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圣人之情见乎辞。”故语言既是圣人管理天下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圣人表达自己情意，让天下人了解其情意的媒介之一。圣人治天下，一方面“观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另一方面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因此，圣人通过形象的方式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模拟，通过言辞的分析、判断来揭示形象中所蕴含的意义，从而在汇通的理解中把握天下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辞所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的实在。科技论文。在《周易》看来，只有象与辞的相互配合才足以完整地把握天下的变化之道。
所以，言辞（声音与文字组成的狭义的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且负载了分辨吉凶的预测功能。
三、研究《周易》语言的政治意义
《周易》所阐述的观点特别告诫人们要重视语言的负面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语言更应谨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系辞上》）
这样，对语境问题的思考就成为《周易》所阐述的语言哲学观点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应该在什么情况去劝说百姓才有效呢？《系辞上》是这样说的：“易其心而后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感动了百姓之心后，然后才用语言去劝说天下人。语言的鼓动作用依赖于有效的行动。正因为言与行皆是君子感动天下的工具，故言行皆要谨慎。既要谨慎其所言之内容，又要谨慎其所言之时间，后者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
从整体上说，语言能够使天下之人运动起来。如《易传》的作者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天下的深奥意蕴存在于卦象之中，然而使天下之人行动起来的诱发动力存在于语言之中，故语言就是一种权力。
四、研究《周易》语言的立身意义
语言的功能与德行的功能相当地不同。德行是通过感化而实现其作用的。如《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而，人的德性与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从本源上说，人的德性是来自于天道的，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人又是如何使天道之善性在人性中展现出来呢？这便需要通过语言。如《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诚乃天之道，人之道。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人之所以能获得这种“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手段而获得的。“修辞立其诚”之“立”是建立的意思，也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建构”。修辞也不是一般地修饰言辞，而是通过对经典语言的反复吟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的反复体味才能在人性中建构起类似天道之诚。故通过修辞所立之“诚”乃是一种理性的德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
因此，语言在道德本体的构成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言》肯定君子成德的过程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故语言在成德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五、研究《周易》语言的文学意义
就文学创作而言，《周易》开启了一种隐喻创作的历史传统。这一点无论是在叙事传统还是抒情传统中都有极为突出的表现。
就叙事传统而言，中国文学中“立象以尽意”的传统即从《周易》开始。例如飞龙在天、枯杨生华、羝羊触藩、困于株木等词语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意象。“一个意象可能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或象征系统的一部分。”如《周易》中的爻象“潜龙”可谓意象，它在多次使用后即成为隐逸君子的象征。如“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本来分别喻指苏轼和柳永的词风，但用得多了，就泛化为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的代称了。
就抒情传统言，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但情感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要使这摸不着看不见的抽象情感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表征，最简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大量运用隐喻。如就一个“愁”字而论，中国古代诗文就有无数的隐喻方式。如《诗经·柏舟》：“心之忧兮，如匪浣衣。”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千秋岁》：“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国抒情传统就是一个隐喻的传统。
就文学批评而言，《周易》开启了一种诗性言说的文论传统。文学作品是作家生命的结晶，所以作品本身就必然成为有生命的有机体，这就决定了评价文学作品需要借助品评人物的手段。因此，把文学艺术作品比喻为人体，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最常见、最普通的批评手段，也决定了中国文论的诸多基本范畴大多具有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生命化、人格化之特征。如：凡文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懵，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这里的“韵”即是指语言和音韵。如果说，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语言，必须清朗。五者既备，然后可以为人；亦惟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诗道成焉。这里把诗文与人体一一对照，阐述了诗文创作的必备要件。科技论文。
综上所述可见：《周易》的语言研究对现实有着非常大的意义，其实意义还远不止这些。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M]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2］陈良运．《周易与中国文学》[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3］张立文．《和境——易学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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