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为了自己的幸福，却帮忙毁了别一个人的……”（巴金，《寒夜》），还有从其听到邻居婴儿的哭声时的反应亦可见之，“可是现在她的小宣又在哪儿呢？那个孩子，他并不依恋她，她也没有对他充分地表示过母爱。她忽略了他。现在她要永远失掉他了。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孩于啊！”（巴金，《寒夜》）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长期渗透已经使之成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图式沉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借助偶然或必然的机缘得以显现以达到抑制人性的目的。无独有偶，“作家描写汪文宣在经济上道德上拴不住曾树生时，他跟他母亲一样，竟怀恋起旧式婚姻来，懊悔自己当初轻易丢掉了这个唯一可以用来对付妻子的武器。”（陈思和，李辉《巴金论稿》）同样受过五四新文化教育的汪文宣竟然想到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来拴住充满生命活力的曾树生。
对此，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寒夜》（最典型的两篇文章是刘慧英的《重重篱樊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和张沂南的《论女性自我生命的选择——也谈<寒夜>》）的文章认为，汪文宣对曾树生的苛求与情感上的依恋和强留体现了汪文宣乃至巴金本人的男权观念的犹豫。笔者认为，这不是巴金的男权思想在作怪，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和五四新文化某方面的不彻底性的深层反思。
三、人情与人性双语起伏带来的文化反思
文天行在《历史在这里闪光——抗战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说，“爱的哲学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儒家提倡仁者爱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主张善行悲行，佛家崇尚普度众生，说法不一，但核心都是一个爱字。儒家提倡爱的哲学的主要依据是性本善。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亦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见，儒家伦理所构建的女性人格的最高理想除了“贤惠”、“知书达礼”之外，仁爱思想也是构建女性人格的核心内容。这种“仁”的涵义主要包括情感上的爱和同情心。这种强调仁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循着“仁爱”思想发展起来的是以人伦关系为中心的人和主义即和谐的价值观，它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这种强烈的和谐意识使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成为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征，到了民族救亡时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的鲜明体现。尤其是这种以“和”和“群”为本位的传统文化积淀深深的沉积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深处，《红高粱》中土匪司令余占鳌的抗日就鲜明的说明了此点。
再看《寒夜》中的汪母。汪母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化极其谙熟和崇拜的旧式“才女”，这种“仁爱”、“和”与“群”的思想对其的渗透和教化应该是极其深入的，受过教育、谨尊妇德、充满仁爱、注重“和”与“群”的女子才是民国那个时代的“才女”。而身兼“慈母”和“严父”二职的汪母并没有实现她在读者心目中的性别和角色期待。这主要表现在她对儿媳曾树生和家庭的态度上。
上文已经提及，生活经历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汪母和曾树生在家里是水火不相容的（汪母多年寡居的病态性心理和性意识的潜隐是形成对儿子的大爱和对儿媳的大恨的因素之一，此处不做赘言，可参照王兆胜《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寒夜>爱情部悲剧根源》），作为宗法共同体人情文化代言人的汪母对受过五四新式教育的“新派”儿媳是切齿不满的，除了对其不时进行伦理纲常的说教外，还经常以“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花瓶”等刻毒的语言对曾树生进行人身攻击和语言伤害，丝毫顾惜不到曾树生一定程度上是为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去做“花瓶”的，“这在潜意识深处是在展现她心中的创伤和比她更强、活得更滋润的媳妇的妒恨”（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组织讨论《启蒙神话、命运悖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关于<伤逝>与<寒夜>的笔谈》），这显示了具有“仁爱”的汪母身上的“非仁爱”性。笔者认为，在对待其儿子汪文宣的态度上，也显示了汪母“仁爱”的伪善性，她知道儿子离不开曾树生并深爱着曾树生，仍然肆意的谩骂诋毁着曾树生，只顾泄一私之愤而丝毫不理解儿子的心情，无形地扮演了嘲弄、践踏儿子的情感和幸福的刽子手，可以说汪文宣的死汪母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作为“父”的角色扮演者，应该在家国飘摇的时候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以“和”与“群”的思想投射来保全“家”的完整性，但汪母不然，处处在儿子面前编派媳妇，甚至要儿子赶走曾树生，而完全不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应该是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最终赶走了儿媳，加剧了儿子的死亡，酿成了悲剧。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寒夜》决不仅仅是一部人物命运的悲剧、社会时代的悲剧、人性畸变的悲剧，更确切的说是一部文化传统的悲剧，它反思了几千年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在家国危亡的时刻，积极昂扬的精神传承为何撤退到隐形的边缘地带而消极低徊的精神负累反而占据了显形的中心位置，这值得学界同仁深思。
再看曾树生。曾树生是作者在《寒夜》中流露了更多的同情的一个人物。
经历了五四新文化启蒙的曾树生，追求经济独立、自由结婚和自由生活，可以说曾树生是人性高扬、人情被抑的五四时代觉醒的女性的代表，这种觉醒可以表达为个体酒神生命意识的最大狂欢。但在四十年代汹涌的抗战大潮中，曾树生注重自我生命价值的狂欢性就值得商榷。这要联系到汪家的现实生活环境来说。在现实生活中，曾树生的处境是贫穷凄然的家庭环境，面对无情的辱骂与争吵，病弱的丈夫对此只有叹息和自哀自怜来换取家庭的一时平静，甚而尚未摆脱男权意识的汪文宣不愿用妻子的钱等等，这些精神忍痛让无可奈何靠做“花瓶”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的曾树生忍无可忍了，“她才三十四岁，还有着旺盛的活力，她为什么不应该过得好？她有权利追求幸福，她应该反抗”（巴金《寒夜》）她终于走上了抛夫弃子寻求新生活避免大家同时毁灭的“一条路”，但在我们对其倾注脉脉同情时，也不能忽视了曾树生出走的举动中不乏自私的成分，这自私的合理解释就是她个体人性欲望的极度膨胀，笔者认为，这种五四式的“人”的人性意识的觉醒和个人欲求的喷发只是个体小我的张扬而不是群体的大我意识的弘扬，这恰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之“新”的不彻底性，如果说无力担负生活重担、在内心深处又拒绝依靠妻子的收入生活、以花妻子的钱作为～种耻辱的男性中心意识根深蒂固的汪文宣尚不足以说明此点，那么在《寒夜》中与曾树生形成互文的隐喻却有力的证明了此点。笔者认为，这个隐喻就是一直被评论家所忽略的汪小宣。
文本中这样说，曾树生为重视学校质量，执著地让儿子汪小宣上学费比公立学校贵的私立中学，这符合曾树生所受的教育内涵。但笔者认为，曾树生教育儿子的理念与其说是符合了她自己的价值观念标准，毋宁说是符合了五四时期塑造全新人性的“人”的观念，而五四新文化传统形成的急躁性和粗糙性就决定了这种全新人性的塑造标准先天地带有某种未完成性，如“带着严肃表情、和他的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脸色的小宣”（巴金《寒夜》）这样一个忧郁、沉默、不关心父亲、不关心母亲的老成的少年，更有力的证明了五四新文化某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因此，笔者认为，小说结尾处，“她需要温暖”不能仅仅理解为巴金对曾树生的同情，把它理解为对曾树生进行精神上的指引和关怀要比简单的人道主义同情更能揭示作品的深刻内涵。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