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奈保尔自我相抵的矛盾和分裂在《河湾》的叙述策略上凸显为叙述分裂和自我消解。第一重自我消解存在于文本内部，小说的“异乡人”视角以及与主人公不相称的西化观念消解了文本企图建构客观化历史叙事的企图；第二重自我消解存在于文本内外对照，《河湾》中混乱狂暴的非洲现实与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彼此消解，而这种解构因素导致文本叙述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被质疑和颠覆。
论文关键词：叙述，文本，消解，分裂
《河湾》是奈保尔1979年发表的笔涉非洲的重要小说，奈保尔以“异乡人”的视角描述了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血腥、混乱现状。奈保尔以其独特而犀利的洞察力窥视出当代非洲在后殖民时代的困境，本着真实的原则言说当代非洲内部种种弊端，小说虽不乏睿智独到的发现及见解，但《河湾》在第三世界引起的质疑声似乎说明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从文本内部和外部历史来审视《河湾》，我们会发现其内容与形式结合存在着某种分裂，文本内部和外部存在着几重相互分裂和自我消解的因素，最终使小说的叙述成为自我相抵、自我消解的裂片。
一、作家自身分裂与文本叙述的裂缝
在叙述学上，作者之于作品关系较为复杂，作者是叙述信息的发出者，叙述行为的总出发点。但文学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常会存在某种缺陷，“在叙述作品的内容被铸成叙述文本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形态作为编码的控制原则进入进来。但是文学叙述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符号意指过程，不可能像政治或历史叙事那样被吸收到一个单一化的原则体系之中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叙述文本的编码是线性的。因此，社会文化形态由于被使用于这个过分困难复杂的任务而出现裂缝。”[1]《河湾》是反映非洲后殖民社会问题症结的作品文学艺术论文，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形式，讲述了非洲新独立国家的血腥暴戾、混乱无序的绝望处境。作为严谨的小说艺术家，奈保尔这部小说艺术形式与其内容的结合并非天衣无缝，其叙述也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和缺陷。
在作家自身因素上，无论人生经历、创作乃至小说观，奈保尔自身充满着剥离、错位和断裂，其自身相抵的矛盾《河湾》历史叙述的分裂密切相关。首先，在经历上，奈保尔是来自英国前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第三世界作家，自称出身低微，曾经是个赤脚殖民地人民，但他疏离了这一切，从中学时代起就被熏陶成为英国文化荣光乃至西方文明的倾慕者和追随者。奈保尔最终成为大英帝国的臣民和当代杰出的英语小说家，另一方面却有着强烈的印度情结和流亡情绪。《河湾》可以说是奈保尔西印度群岛后殖民写作的拓展延伸，书中依然有印度人的身影，奈保尔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流亡、家园、归属等主题在《河湾》中也是显在的主题。其次，奈保尔小说创作起步时缺乏西方社会经历和长期的经验积累，多次尝试失败后，他只能回归自己熟稔的西印度群岛题材，以之起家。随着一系列西印度题材小说的创作和极大成功，奈保尔的写作惯性就囿于第三世界尤其是后殖民社会。但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加之性格的偏激苛刻，奈保尔骨子里对西印度群岛乃至第三世界充满蔑视乃至悲观绝望，这种矛盾态度在《河湾》中萨林姆和因达尔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怎么写论文。再次，奈保尔自觉地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秉承着说真话的原则，坚守自己的写作良知；但西方文化主宰的意识形态以及右翼知识分子的立场赋予他帝国之眼，在透视后殖民社会现实时虽睿智深刻，却立足于西方意识形态立场上，成为西方文化意识的代言人。
二、文本自身的分裂与消解
后殖民写作惯性的延伸和自身背景驱使奈保尔关注并书写第三世界。《河湾》获得了国内外评论家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奈保尔在《河湾》未付梓时就称其是部大书，对美国作家保罗说：“这本书意义重大。意义重大”。[2]的确，这部作品另辟蹊径地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凸显当今非洲现实，从后殖民社会内部剖析其混乱血腥的根源。尽管奈保尔在写作上严谨、苛刻，但文本形式与内容结合方面的缺陷以及奈保尔自身的矛盾文学艺术论文，使小说《河湾》无论在文本形式还是自身的叙述建构上都彰显出明显的自我分裂和消解因素，
首先，从文本内部看《河湾》的第一重自我消解源于其“异乡人”视角与企图建立客观化叙述之间的矛盾，消解了文本自身建构的宏大历史叙事。
1965奈保尔在费尔德基金会资助下曾到乌干达迈科雷尔大学任教，并游历肯尼亚、卢旺达、刚果等地。乌干达于1966年5月曾爆发首相与卡霸卡之间的内战，到处充斥着纵火、屠杀、抢劫、侵占、屠杀侮辱侨民和宵禁等，小规模的犯罪猖獗无度。刚果某些省份动荡不安，战争频仍。虽亲身游历中非和东非，但《河湾》的写作必然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要传达真实的非洲困境，但缺乏非洲本土生活方式和经验的积累。
在小说观上，奈保尔认为小说就是传达真实，传达一种现实的形式，“小说成为人们可以传达有关社会真实、精神状态的方式……”。[3]奈保尔要表现真实的非洲，但缺乏非洲生活的长期观察和经验积累作为支撑，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但丰富深刻的现实经验是必须的温床，这在奈保尔的创作生涯中是屡经验证的。奈保尔擅长游记写作并屡获殊荣，且奈保尔既有的关于非洲的经验都来自短暂的非洲旅行，难免有浮光掠影、惊鸿一瞥之嫌，而非洲经验的缺乏又无法用大量资料的阅读来替代，因而《河湾》叙述框架只能以第三人称游记文学形式回避、遮掩作家非洲经验的不足，这是必然而无奈的选择。恰恰这个“异乡人”视角和奈保尔企图建立客观公允的叙述目的产生分裂和消解。
在文本层面，“异乡人”视角使《河湾》的叙述陷入了尴尬和分裂。在人物设置上，小说的面孔和身影多是“外乡人”，如主要叙述者外乡人萨林姆，他是非洲困境的叙述者和目击者；来自东海岸的马赫士夫妇和因达尔、留守的印度夫妇、白人雷蒙德夫妇等，真正描写到的非洲土著是费尔迪南，“大人物”仅是一个巨大象征符号。小说试图通过这些不关痛痒的异乡人在非洲的遭遇、见闻、喋喋不休的评论表现对非洲的绝望，在非洲巨大现实和历史图景、非洲本土芸芸众生的现实图景的和精神世界展示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小说唯一着墨且具体可见的非洲土著是费尔迪南，而他不过是萨林姆观念的传声筒，一个印证萨林姆观念的傀儡。总之，小说中笔涉的非洲现实更像是观光客眼中的非洲，“《河湾》虽然是小说文学艺术论文，读来却很像他的考察游记：此书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各种人物的素描，只不过这些人的命运在叙述中交织在一起。”[4]“充斥着质感僵硬的侧面剪影，各个都是经过他敏锐观察刻画的暗影，对维迪亚而言，阴影的意义似乎远高于投射或是形塑暗影的真人实物。”[5]这样一部反映非洲的小说很难客观公允地展示非洲的历史现实，其企图建立的客观叙述也被其自身的“异乡人”视角消解。
其次，萨林姆单薄的、没有任何西化痕迹的出身背景与其浓厚的西化观念相悖，他思想老练、悲观，洞察力和预见性极强，这种沉甸甸的思想几乎压垮了他单薄的背景，其叙述也成为不可靠的叙述。
小说关于萨林姆的背景信息仅有零散的寥寥几句：来自各色人种混杂的非洲东海岸的欧洲殖民地；印度穆斯林移民商人家庭出身；念书到十六岁；看过欧洲人写的书。背景和阅历如此单薄，但小说中的萨林姆突兀地如先知般有预见、操着西方观念审视周围世界。他对祖先的文化陌生疏离，能预知非洲东海岸即将面临巨大灾难，周围人却浑噩无知；他羡慕富有的因达尔能到英国著名大学读书而自己却不能有此西方游学背景；他鄙视非洲的愚昧，感叹欧洲带给非洲的开化和历史；认为欧洲人有认知评价能力，非洲只会毁灭却无法创造价值……萨林姆这些思想和言论折射出奈保尔的声音。小说第一部为“第二次反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萨林姆背叛祖先的文化，认同西方文明；继而背叛并逃离祖先居住地。
保罗证实，奈保尔把自身饮食习惯、宗教身份、对非洲的观点等投射到了萨林姆身上。奈保尔的本人的观念和立场几乎是通过因达尔尤其是萨林姆表现出来，他把自身睿智、深邃的思索过多灌注进萨林姆单薄的身躯，因此导致萨林姆的叙述过于“沉重”，与自身经验世界不符，从某种程度上也消解、颠覆了其自身的叙述。
第三，在文本历史建构层面，《河湾》以小说介入第三世界政治现实，但无形中导致文本中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的对比，形成内与外、历史与现实对照的鲜明比照和相互消解。
《河湾》以刚果蒙博托政权为原型，但一个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历史往往是在曲折迷误中前行。一方面，“从15世界下半叶开始，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殖民国家先后入侵刚果，刚果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充满屈辱和血腥的黑暗时期。”[6]蒙博托是1960年刚果独立的元勋之一，兵变执政后的蒙博托在平定各地时有发生的内乱、兵变、政治暴乱、西方势力和雇佣军的兴风作浪，实现国家内政稳定上功不可没；在外交上蒙博托灵活机动文学艺术论文，支援非洲其他国家摆脱奴役的民主革命上立场坚定，获得了扎伊尔人民以及广大非洲国家的信任和钦佩怎么写论文。另一方面，蒙博托政权在平定内乱中开始实施独裁排除异己，在美国、法国、比利时的支持下，逐渐脱离本国民众转而依赖西方国家和公司。60年代结束国家内乱时他和部分民众形成的同盟关系逐渐解体了。1973年蒙博托颁布国有化法令实行“扎伊尔化”，官僚腐败公开化，形成以蒙博托为核心的“集体性贪污”。[7]国家经济建设受蒙博托统治集团错误引导，一直搞耗资巨大的非生产性项目导致恶性循环，经济滑坡外债累累，扎伊尔经济很快受到西方国家控制，加之通货膨胀，民众无以为生，抢劫、勒索、敲诈、贿赂成风。扎伊尔政治和经济多数领域实际上已恶化。1975年奈保尔到非洲之心刚果旅行，写下了《刚果新王》和《刚果日志》，披露自己在刚果的见闻，这些内容在小说《河湾》中再现。
《河湾》的场景铺设在非洲，小说中的大河实际上指的是刚果河，河湾小镇是以刚果河中游极重要的城市基桑加尼为原型。保罗也曾谈到，“这本小说展现了维迪亚对萨伊河湾一处城镇，吉山甘尼深入渊博的了解。”[8]另外，小说明确指出河湾新独立国家的统治者“大人物”的特征：常年头戴豹皮软帽，手握一柄象征权力的鸟头木手杖，身着民族服装等。这些特殊标志都指向了蒙博托。在奈保尔看来，这处河湾犹如康拉德的幻想成真，是七十年后《黑暗的心》中克兹先生阴魂不散的栖息地，整个黑非洲的象征：河湾小镇肮脏、溽热，官员贪污勒索贿赂，民众愚昧无知，军人奸诈狡猾，没有责任感，四处猎象牙偷黄金，“大人物”盲目崇拜西方，无视非洲现实文学艺术论文，搞个人崇拜和独裁专制，这些描绘令人窒息绝望。
新历史主义认为，同一事件在故事链条上担任什么角色将决定故事的性质。历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发明”故事。《河湾》立足于西方视角，整部小说没有纵向历史背景展示，缺乏真挚的人道关怀，在叙事定位上筛选非洲历史中一些负面的、阴暗的瞬间加以重构，充斥着对河湾小镇乃至整个黑非洲的片面描绘，勾勒出一幅被彻底“去魅”的非洲图。非洲历史进程中那些革命的、神圣的、进步因素缺失进而被遮蔽，必然导致小说文本建构的历史叙事与非洲真实的历史形成比照，使《河湾》文本中的历史与历史的文本彼此消解、颠覆，这也正是《河湾》受到肯定又备受质疑的症结所在。
三、结语
奈保尔注重文体，而《河湾》受诘难很大程度上和自身的叙述分裂和自我消解密切相关。这种分裂和消解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是叙述在多重叙述压力和叙述条件共同作用下的失控和不经意的疏忽与破绽，却颠覆并解构了文本苦心经营的叙述形式和逻各斯的完整性。《河湾》最终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文本从内部剖析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各种阴暗弊端和社会顽疾所显示出的深邃洞察力，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非洲历史的“革命性”和神圣色彩；但另一方面其“异乡人”的叙述视角以及非洲真实的历史现实又比照并消解着小说文本的客观性和历史叙事，这种分裂导致《河湾》成为备受肯定同时又备受诘难的作品。
[参考文献]
[1]赵毅衡.当说者被说时候[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5][8][美]保罗?索鲁.维迪亚爵士的影子[M]. 秦於理，译.重庆出版，2005.
[3]艾梅尔?侯赛因.传达真实——奈保尔访谈录[J]. 黄灿然，译.天涯，2002，1.
[4]赵毅衡.谁能为奈保尔辩护？[N]. 中国图书商报，2002-08-22.
[6]李智彪.刚果民主共和国[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李涛.终极流亡[M].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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