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沈从文的小说《月下小景》与《主妇》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种族”与“女性”的两个题材，在“种族”与“女性”的叙述维度中，作者现实与文本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种族，女性性别，生活，生命
关于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主题研究，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在其《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中有十分详透的阐释，凌宇认为：“下意识心理描写是沈从文创作中常见的节目。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然而,在以生命观为核心的人生观及其创作的主体走向上,沈从文没有走向弗洛伊德主义。他对“生活”与“生命”的诠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显示出他对人生的心理学观察角度,并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心理学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1]30，“生活”和“生命”在沈从文的话语系统中有特定内涵，与“生活”是“人类的全部活动”而“生命”是“人作为生物存在的所有特征”[1]33的一般理解不同，沈从文的“生活”是非神性的存活，而“生命”却是具有神性色彩的对人类远景的凝眸。本文以小说《月下小景》和《主妇》为例，从沈从文在现实生存境地中遭遇的心理纠结出发，去同态观照其小说中种族与女性性别叙述中“生活”与“生命”的命运纠葛，从而更好地去理解沈从文复杂的创作情怀。
一、沈从文“生活”与“生命”的现实变奏
沈从文生于避远自足的湘西世界，可谓“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澜”。当“五四”狂飙的余波尾焰点触这座边城蛮地时，沈从文还是一个土兵，度着近乎“人类童年期”的原始心态生活。看杀头，也不格外觳觫地惊惧，甚至伴着一种耍戏样孩童的天真，猛踢“尸头”三五脚，从中寻求一种并非“生活”残酷印象的乐趣，直至凭着乡下人固拗的精神勇气走入北京，“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永远学不尽的人生”时，他才知性地发现以往生活贫简、荒陋的全部血腥之处，也才懵懂地开始做起一个要求“生命”精粹圆全的梦来。初到北京的他，以一种“生命”尊严的顽强气性，要度“生活”四面楚歌的“寒冬”。一个连新式标点都不知晓的“愣小子”，一个想上大学却在应考中对国学“一问三不知”的“傻小子”，一个住在储煤间（沈从文自嘲“窄而霉斋”）、冬天以单棉衣作被的“穷小子”，要开始阅读、“熟习”社会这本大书了，要“把自己跌进一个陌生世界里去明白一切”[2]6，并且雄纠纠、气昂昂想望以一种朴素单纯的“生命”态度来成就一个呆头呆脑“乡下人”“专业作家”的伟梦了，揆度其本真的心志：为的却是年青人明天庄严、合理的“生活”。“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3]2。最促迫棘手的事当然是“应付生活”，虽然本可以向居住在北京的表亲和远亲请以援手，但“乡下人”内在“生命”蛮勇的顽韧气分拒绝了这种“嗟来之食”不体面的诱惑，就算有一顿没一顿，就算赶场朋友熟人中作不速的食客，也在“生活教育”中自得其乐，赢得了最本在“生命”圆实吁求的怿悦。
在自学苦读的磨砺中沈从文有了第一篇稚拙“习题”的“尖兵”问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对于创作“生活”，“乡下人”宁愿在章法外失败，也不愿在章法内成功，这种逼心不挠的理念正是其对艺术“生命”天然崇奉的守执。度过为教学而粗率“标新立异”一大堆东西的小说“习题试验”，沈从文从最亲魂的本土沅水流域获得了艺术极致的灵心妙感，《边城》便是以“生命”生花之笔素绘湘西自然人情“生活”式样最美丽、最成功的崭获。命运女神的眷顾并没有戛然休止，当教授了，成作家了，名誉如日中天，爱情也喜获丰收，“生活”对沈从文迟到的爱激发了他文学“生命”最粹美的潜能，《湘行散记》在向“黑俏”新妇灵魂甜语的真与梦的编织中散发出一种对一草一木具像“生活”无比温情、温暖的感动，这就是“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生活”与“生命”水乳交融的诗。经逢革命与抗战社会生活大背景的转捩，思想有些“顽固保守”的沈从文“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3]4，他看到了真实的凄惨、悲壮的死亡与牺牲，却永远不明白记住了“时代”却忘了“艺术”的“差不多”、“平均数”文学作品与这种时代“生活”精神的伟烈到底是否完全一体化“生命”天然的和谐，虽然在《湘西》中也在为“生命”圆美的梦作着“生活”堂吉诃德式的道德努力，虽然在《长河》中也在为“生命”圆美的梦作着对“新生活运动”无情嘲弄的抨击，然而一旦政治“红色”闪电把他并不宽容地拘勒暴挞，他的“生活”即刻病瘁，他的“生命”也跟着委顿，一个寄注“野”与“梦”的诗意传奇溘然徂逝，只有等到埋醉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精神春天代偿气候时，沈从文的“生活”庶几重获灵动，因了永不灭熄、“跛者不忘履”的内在诗情，沈从文曲线救“心”，将“生命”沧桑擎起，“可以说，他的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都是源于他的艺术个性，源于他的经历，实属同一个艺术家生命流程中的两条支流。他用自己的生命，或用文字去创建一个艺术世界，或去研究那颜色、丝线、青铜、泥土、木石所组成的物质文化世界、物质艺术世界”[4]188，虽然大概只不过是灵魂上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几乎像所有艺术家一样，沈从文过着一种内在的双重生活，“所谓艺术家的双重生活，就是指他们过的一种双重身份、两种人物的生活。他们生活于现实世界，又生存于自己构想的艺术世界”[4]11-12。“现实”是“生活”的，而“艺术”是“生命”的，沈从文穷力于“用人心人事作曲”人文历史论文，矻矻孜孜为“生活”、“生命”疲癃鏖战，仿佛永远在灵魄上“训练自己达到将来更完全”。当我们忆起沈老晚年对自己一生怀忆返顾的话语：“我生命中虽还充满了一种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还近于婴儿情绪状态，事实上人却快八十岁了。近三十年我的写作生命，等于一张白纸，什么也没留下。事实上却并不白白过去”[3]6，我们总会为这个创作了如许“孤独的纪念碑式”作品的善良老人“相当长，相当寂寞，相当苦辛”、在“生活”与“生命”之间离奇故事一般坚卓营求的一世唏嘘不已。
二、种族中“人”的“生活”与“生命”
《月下小景》：由于有两种少数民族的血液在沈从文身上流淌（沈从文的亲祖母为苗族，其母亲为土家族，他身上混合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血液），沈从文对于势卑位弱的少数民族种族（主要指苗族）之文学呈现便有了格外复杂历史生命记忆、文化心理意识悲悯的倾心，朱光潜分析其《边城》时说到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5]27，《月下小景》也是这种表现的鲜明一例。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道德文化博奕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同时也便有了精神指向上“是丹非素”的情感用武场，从某种正确的立场而言，“沈从文家乡的边区居民和部族人民能够引来典型的青春和活力，引来超越西方文化和中国旧知识阶级的僭越的文明力量”[6]5，这在其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体现得尤为清彻的分明：
“地方的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把爱情移到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媚金、豹子与那羊》）[3]58
作者将“女人也慢慢的像汉族女人”作为褒贬意指上近乎奚落式的诅咒，将少数种族纯真、圣洁的自足德性崇尚为至高无上精神图腾般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来抵制汉文明任何方际自尊上的污渎。这种种族上的二元对立态度自然也涵盖于作者另一对重要的精神范畴之中：即“生活”与“生命”。从某种意义而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汉族便是追尚“生活”的代表，而少数种族却是追求“生命”的典范，“生活”里尽是卑猥的物欲利害计算，而“生命”却可以铸造高贵的多方品格。有了这种人性文化的两相参照，作者的冰炭爱憎情怀便如白雪一样了然。诚如我们所知，湘西是一座“历史”从来“不动心”问津的“边城”，而“边城”里的少数民族聚落更是不开化“边城”的“边地”，就像《月下小景》中所描述：“傍了××省边境由南而北的横断山脉长岭脚下，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寨。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到这个世界一隅，已经有了许多年”[3]396。虽然文化原始落后，然而这个残余的种族却有一个本族“英雄人”追赶日月的传说，英雄为了本族人未来的辽长幸福突然有一个伟大的愿心冲动——意欲征服主管日月运行的神，“勒迫它们在有爱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点，在失去了爱，心子为忧愁失望所啮蚀的人方面，把日子又无能为力得快一点”，最后“人虽追上了日头，却被日头的热所烤炙，在西方大泽中就渴死了”，在这种近乎悲壮的神话义举中征示了这个少数种族一种雄强伟岸的生命力梦想。形成文本音乐协奏的是，有了“英雄”的神上祖先，便自然会有“英雄”的人间后代，在“无盗贼，也缺少这个名词”的本地方土人中就有这么一对“人性与自然契合”的痴情美丽好儿女——寨主独生子傩佑和他的少女恋人。在温柔清莹的一派月光底下两情人喁喁蜜语，正享受着“生命”纯然绽放的幸福与感动无边。这种爱情“生命”的绽放是通过“走马路”恋媒的唱歌完成的，就像作者在其另一小说《龙朱》中所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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