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同《建党伟业》中周润发精湛的演技无法缝合他高大的身材和袁世凯矮小个子的裂痕一样，作为挣扎在死亡边缘的艾滋病患者《最爱》，章子怡的造型与艾滋病人极其不符，为了迎合大众对明星身体的审美想象，电影不惜对小说进行肆意的篡改。
丁亮和玲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说这样描写：
“我叔看见玲玲的脸像一个熟苹果。熟透了，都已经熟得有了斑点儿。那是她脸上起的热病疮中国论文网。”［10］
两人年后野合：
“叔看玲玲的脸，发现她的脸色比年前枯得多，藏着了不少死前的黑，像一张本就带黑的红布包了腐枯的水。年前她脸上显少的疮痘儿，年后在额上又多出十几颗，红褐褐的亮，还带着脓点儿。……我叔看见玲玲身上的疮痘充了血，亮得像红的玛瑙般。腰上、背上都有那疮痘，像城市里路边上的奶子灯。”［11］
玲玲发烧：
“人已经很瘦了，都很瘦，玲玲原来鼓着的胸，叔总是喜爱的胸，现在已经塌下去，像胸前堆着两小堆儿瘦黄的肉。润着的脸《最爱》，原先有疮痘也显红润的脸，现在有些铁青了，黑锈黄锈的青。眼窝深得能放进两个鸡蛋样，颧骨高得如两根挑着两块素布的木头儿。那样子，她已经少了很多人的样。已经没有人样了。头发也枯了，几天不梳头，锈在枕头上，像是一蓬枯干的蒿草长在枕头上。”［12］
而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始终是青春靓丽的“国际章”。借助灯光和粉红色花边吊带背心，发烧半月的琴琴却依然摄人心神。“裸戏”一场：给得意降温，琴琴那丰腴光润的胴体曼妙诱人的身姿怎么也难以让人与临死的艾滋病人联系起来。同为艾滋病题材，汤姆·汉克斯在《费城故事》中的造型却真实震撼得多。为了演好安德鲁这一艾滋病人角色，汤姆·汉克斯在人物造型上下足了功夫，从脸型到头发到服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中国论文网。他甚至不惜为庭审戏减肥30磅，以便更加符合角色的要求。汤姆·汉克斯不但形象地展示了发病前意气风发的律师神采，更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憔悴垂死的艾滋病患者形象，迫使观众与安德鲁一起直面生命的凋零。“他的表演并没有借助对脆弱感情的煽动和技巧性的控制。我们为安德鲁所感动是因为他看起来非常真实，展露了真正的人性。”［13］而在《最爱》中《最爱》，我们却极少能感知到艾滋病人面对死神日益逼近的切肤之痛。没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苦痛，在猎奇心理主导下偷窥郭富城和章子怡的野合，欣赏章子怡美妙胴体的过程中，《最爱》最终成为一场明星身体秀，成为一种视觉盛宴。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是艺术的重要表现对象，而“电影正是通过躯体（而不再是通过躯体的中介）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14］在电影中表现爱与身体原本无可厚非，但在《最爱》中，爱与身体却沦为现实的伪饰，成为吸引大众眼球和满足大众偷窥欲的一大法宝。
三、基调暗转与“苦痛”的淡化
有了主题的置换，时尚叙事和明星身体，电影《最爱》的基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刺心的苦痛”［15］摇身成为伪“黑色幽默”，从沉重之作变为时尚消费品。
阎连科在很多场合都表示，“我希望我的创作能充满一种疼痛的感觉”。小说中，阎连科对村民的卖血致富，砍树造棺，争配冥婚，粮食上掺假《最爱》，替艾滋病人隐瞒病情骗婚等种种丑陋行径给予尖锐的嘲讽。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他爱这片土地，有爱才有恨，因为你爱它，你会看到更多丑陋的、浅薄的、短见的甚至令人仇恨的东西。”［16］如果说卖血摧残了个体现有的生命，则砍树摧毁了后代的生存空间。在这些众神狂欢般的行为中，在这群“规矩的乱民”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幽灵的附体，无主见的民众一旦被煽动起来，其破坏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论文网。评论者也多把“荒诞”、“愚昧”、“悲剧”作为诠释《丁庄梦》的关键词。
《最爱》改编至《丁庄梦》第五卷第五章便煞了尾，丁亮和玲玲的安葬及盗棺事件，热病大爆发后的配阴亲、爷爷打死丁辉等种种让人产生窒息的苦痛的情节被剔除干净。卷七中，爷爷重返蔡县，上杨村短短十余年间由“天堂”变“地狱”让人感慨万千。爷爷由保护儿子，守护儿子到亲手打死对自己仍不失于孝的儿子（丁辉陪父亲吃昂贵的海味，让父亲睡在堆满钱的房间，送父亲最好的野生参等）并在村里奔走宣告的场面把全书的苦痛推向高潮：
“爹一死，爷像在丁庄做了一件天大的事。他让爹的尸体倒在地上不管它，见了谁都报喜一样对着人家说：
‘喂《最爱》，我把丁辉打死啦。’
‘喂，我一棍把丁辉打死啦。’
从我的坟边地里走过去，爷如年轻了十岁样，快步回到丁庄里。爷自庄西的第一家，开始一家一家推开了人家大门朝里唤：
‘喂——听见没？我把丁辉打死啦，从他后边上去一棍就把他给砸死了。’
……
又到庄头的一片新坟前边跪下喊：“喂——你们都听着，我来给你们报个喜，我把我家老大丁辉打死啦，从后边一棍就把他打死啦……’”［17］
无疑，艾滋病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阎连科和顾长卫都意识到了这点。阎连科这样谈他的创作心得：“我必须让读者在我小说中有喘息的可能和机会，如有意让紧张的故事松疏一点，我采用了散文化的写作；如通过语言的诗化来调节情节的残酷；如通过用梦境这种方式来结构和叙述故事，来缓解阅读可能给人造成的窒息的感觉等等。”［18］为了把电影做得“好看”，顾长卫对影片进行了全方位的“幽默”处理：如把小说中的王宝山和丁嘴嘴“合并”成整天拿着小喇叭的大嘴，并通过他用喇叭“耳语”通奸一事让人忍俊不禁；病号大声宣读富有农民思维特色的管理规定；德全家穿红袄却屡次把扣子崩开的肥胖媳妇；拿着扫帚疯狂赶猪“骑猪”的粮房姐；吹着口哨一脸“赖”相追赶好事小青年的得意……尽管穿袄一场戏的确能产生“带泪的微笑”效果，但更多时候，整部电影是“幽默”有余而“黑色”不足。或者说，过多的“幽默”冲淡了“黑色”背后的惶恐和绝望。“片中关于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虚无的场面是那么短暂《最爱》，跟喜剧部分完全不相称，整部电影几乎就是一部‘准’喜剧，我们几乎可以推论出导演为了商业考虑，已经放弃了最初的表现原则。”［19］
小说中爱唱坠子戏的马香林（电影中名为二骚爷爷）唱的不过是普通的民间唱词，最乐观的也不过是“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卖粮挣些零花钱，多也一天，少也一天……”电影则全部成为豪放的民间曲调，特别是那首村民总爱干着嗓子嚎吼的《吹牛》坠子，“孔老二他给我管过账，张天师他给我看菜园，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好房舍我有八万间，老婆子我有八万六，好儿孙我有十万三，王母娘娘来做饭，九天仙女给我当丫鬟《最爱》，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说我体面不体面……”唱词和人物的过度豪迈和粗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原有的苦痛，最终化作作为大众娱乐方式的电影里的温和一笑中国论文网。
在审查制度、市场消费、大众娱乐的合力作用下，电影《最爱》的改编发生了主题置换、叙事转移、基调暗转等系列审美变化，但顾长卫没有专注于王朔所说的“一群古人在打架”，而把镜头对准当下中国的艾滋群体，其勇气和担当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3］【法国】莫尼克·卡尔科-马塞尔、让娜-玛丽·克莱尔 著，刘芳 译：《电影与文学改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39页。
［2］周冬梅：《“众生喧哗”与“死亡之眼”——浅谈〈生死疲劳〉与〈丁庄梦〉的叙述视角》［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51页。
［4］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5］［6］［7］［8］［10］［11］［12］［17］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23页，27-29页，14页，61页，102-103页《最爱》，194页，276-277页。
［9］http://zm.njnews.cn/html/2011-02/24/content_772742.htm
［13］http://movie.mtime.com/15710/behind_the_scene.html
［14］徐葆耕：《电影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15］阎连科：《写作的崩溃——代后记》，《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16］阎连科：《“劳苦人”是我写作的核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2-23。
［18］http://book.qq.com/s/book/0/20/20286/53.shtml
［19］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959358/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