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从“苦痛”小说到“时尚”影像，《最爱》。
论文关键词：《丁庄梦》，《最爱》，电影改编，审美，叙事
由于关注艾滋病群体，加上《孔雀》（2005）和《立春》（2007）带来的好口碑，顾长卫的电影《最爱》（原名《魔术外传》）从拍摄伊始就备受关注。然而，这部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小说《丁庄梦》、被誉为顾长卫“四年磨一剑”的影片上映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轰动效果。耐人寻味的是，《最爱》剧组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丁庄梦》，阎连科在编剧署名中也化身“言老施”。的确，公开把这部一经出版就遭禁的小说搬上银幕显然是不适宜的。而把约22万字的长篇小说改编成100余分钟的电影，如何进行有效的取舍和调整，是编导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正如理论家指出的那样：“改编……这意味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延迟修复’关系和‘不同合作’关系。”［1］
电影《最爱》保留了小说原有的叙事视角与结构形式《最爱》，通过“我”，一个死去的十二岁孩子的视角，巧借四季轮换叙述艾滋病人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国论文网。借助亡灵或季节叙事在文学及电影作品中并不鲜见，如方方小说《风景》的亡灵叙事，陈为军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季节运用都相当出色。“由于‘我’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所以在承担故事中叙述人的角色时又获得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观察能力……既超越了传统的限制视角叙事，又超越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和巨大的震撼力。”［2］季节既是结构影片的依据也是推动叙事的内在动力，很好地隐喻了艾滋病人的健康状况、心理感受和命运走向：秋天，生命如秋叶般凋零，说落就落；冬天，艾滋病人聚居在废弃的小学，心如寒冬般冷；春天，得意和琴琴（小说中名为丁亮和玲玲）的爱情春暖花开；夏天，得意和琴琴的情欲如野草般疯长；秋天，树叶转黄，生命临近尾声。季节轮换在这里起到事半功倍的象征效果。然而，“改编《最爱》，不仅仅是两种艺术，而且也是接近事实的两种方式的对抗的场地。”［3］要想真正实现禁书由文字向影像转化，获得公演并赢得大众认可，编导者必须对小说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本文在深入分析《丁庄梦》、《最爱》文本异同的基础上，探讨顾长卫电影改编中的审美变奏及其深层原因。
一、 主题置换与批判力度的消解
编导者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使改编后的影片顺利通过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贾樟柯曾经说：“今天的中国，文化政策远没有经济政策那么自由，而电影又不幸成为文化链条中最保守的一环。”［4］为了获得电影公映的机会，对出版制度相对宽松却仍列为禁书的《丁庄梦》进行主题的置换在所难免。
《丁庄梦》中多次提到的“官”，包括县长、县教育局长等，在电影中完全缺席。小说中这场影射“河南采血感染案”的农民卖血壮举是在“上级”的倡导下开展的：
“县里的教育局长也来了，领了两个县干部，来庄上动员卖血的事。……教育局长就在这香里，去找了村长李三仁，说了上边要组织百姓大卖血的事……李三仁不去开会动员丁庄人，三天后教育局长又来了，又让他组织丁庄去卖血，他便不说话，只蹲在地上抽着烟。又半月《最爱》，教育局长又来了，找着李三仁，不再动员他去组织丁庄卖血的事。不再动员他，却把他的村长给撤了中国论文网。把他当了四十年的村长给撤了。”［5］
……
“局长说，‘丁老师，全县的各局、各委都到下边动员农民卖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个动员村……’教育局长说：‘别的局一动员就动员出七十个、八十个的血源村，我连五十个、四十个都动员不出来，以后我这局长咋当呀。’”［6］
威逼不成便利诱。每家派一个人去蔡县参观，小说这样描写：
“汽车一入蔡县的境界内，就如同汽车驶进了天堂般。……那个妇女就把她的袖子撸到胳膊肘儿上，露出她胳膊上的一片红芝麻似的针眼儿，乜斜地看了一眼爹，说你们来上杨参观不知道我们上杨是县里、省里的模范血源村？不知道我们家家户户都卖血？”［7］
当丁庄人终于明白“天堂般的日子就是靠卖血卖了出来的”，“丁庄开始卖血了。丁庄轰的一声卖疯了”。当坚决不去卖血的老村长三仁（电影中名为四伦）在媳妇的百般辱骂下“像个男人”开始卖血时，他的妥协标志着丁庄的彻底堕落。
疯狂卖血催生了血头。丁辉（电影中名为齐全）是有名的血头王，热病爆发后成为县热病委员会主任，与县长勾搭做起倒卖棺木、配阴亲的生意《最爱》，大发死人财。电影中，齐全被还原为一个不甘贫穷的村民，四伦也不再是村长，他视为生命代表权力的公章被置换成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日记本。小说中浓墨渲染的卖血、卖棺事件在电影里都一带而过。如卖血场面在老柱柱（小说中名为丁水阳）和儿子齐全的厮打中用了不足20秒的闪回镜头含糊交待。与小说强烈的批判性相比，电影中缺席的“官”顶多落下个监管不力的骂名。
小说所描写的丁庄是名副其实的“死人村”：
“我爷沿着胡同往前走，胡同两边各家各户的门框上，家家户户都贴着白对联，新的和旧的，白得刺眼睛，走过去，像穿过一条堆满雪的白胡同。……还有下一家的门，那门上除了两条白色的门联纸，纸上却是没有墨的字中国论文网。爷不明白贴了白门联，却又不写字，就过去看了看，摸了摸，才发现那白门联下竟还有两层白门联。就知道他家热病至少死过三个人，贴那白联已经贴怕了《最爱》，贴烦了，也就索性只贴门联不写墨字了。”［8］
小说最后，热病大爆发，爷爷梦见平原人畜绝尽，女娲造人。与小说直面惨烈的现实不同，《最爱》更多强调的是关爱艾滋病人群，反对歧视。顾长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艾滋病人不是罪人，不该受到歧视，这就是我们拍摄的目的。”为了突出反歧视的关键词所说：“艾滋病也属伤残受法律保护，不仅仅因为病者身体上的限制，还因为受到社会人士的歧视，更精确地说，这种社会性的死亡……这种死亡超过了身体上的病痛。”《最爱》寻找到一个主流、精英和民间都能接受的反艾滋歧视主旨，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把一个反思艾滋病、反思人性的颇具深度的小说改编为一个时尚的关注弱势群体、反对歧视的主题，电影的批判意识明显减弱。电影一开头就借助亡童的系列“假如”——“假如我们村叫娘娘庙”，“假如这就是我”，“假如我这样看着我自己”，“假如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最爱》，急于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批判力度被诡异的叙述再度消解。
二、 叙事转移与明星身体秀
如果说《丁庄梦》着力于人性，着力于人物谱系，则在《最爱》中，人性被简单置换成情欲，成为一场明星身体秀。
如果说顾长卫是文艺片导演，《最爱》是文艺片，相信没人会提出异议，但顾长卫似乎耻于“文艺片”的称谓，好像不举起商业大旗就会落伍。对于《最爱》顾长卫更是毫不掩饰，说投资者就是看中了片子的市场前景。“这肯定是部要赚钱的片子，但同时这部片子也绝不简单。我们同期还有拍摄的纪录片，总之商业效益和公益效益都有。”［9］言外之意，《最爱》主要为获取商业效益，而公益效益则由套拍的纪录片《在一起》承担中国论文网。
顾长卫对《最爱》的定位特别谨慎，每次必强调“时尚”二字，认为“这是一部时尚的电影”。何为时尚？明星？！偷情？！裸体？！
《最爱》有着强大的演员阵容。这里不但有“国际章”、有香港巨星郭富城，更有实力派演员濮存昕、蒋雯丽的颠覆性演绎《最爱》，还有姜文、陆川等名导的友情客串及艾滋病患者的加盟。让明星、防艾人员和艾滋病人共同参与电影的创作，的确够“时尚”。全明星阵线是近年电影的时尚话题，《建国大业》（2009）、《建党伟业》（2011）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为了更好地凸显明星效应，电影变小说的多线性为单线性，变人物谱系的描绘为得意和琴琴恋情的肆意渲染。电影中浓妆重抹的情感，在小说中的篇幅不足四分之一。电影始终打着“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我们结婚吧，趁活着”，“爱，有多难，就有多灿烂”的旗号。而无论是看过《丁庄梦》还是《最爱》的人都不禁要质疑这份情到底有多少爱的成分。可以说，得意和琴琴最初的野合是由于长期的性饥渴，住在一起是相互有个伴儿，结婚的目的也更多为了“死了能埋在一块”。影片结束时特意增加琴琴含泪“宣读结婚证”一场戏，极为煽情。问题是，在这个被苦难、死亡笼罩得喘不过气的村庄，这对先有性再有情，先同居后结婚的“时尚”男女是否真的能承担起以爱欲拯救文明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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