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两代的小说理论家将“悲怨”说引进小说领域，从而构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云：“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为作也。”金圣叹指出《水浒》作者“发愤作书”、“怨毒著书”；蒲松龄自言其《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聊斋志异·自序》）；曹雪芹自云《红楼梦》乃“一把辛酸泪”（《红楼梦·第一回》）。
四、现实可能：时代造就悲情
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黑暗的专制统治频繁的战争动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所谓的太平盛世，例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但仍然充斥着政治上的高压对人们的窒息和官场的腐败、贫富不均等丑恶现象。所以，许多备受压抑、怀才不遇、饱经坎坷的作家“思愁其心肠”（韩愈：《送孟东野序》），“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如许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李贽：《杂说》）他们通过切身感受，用诗词的形式来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面貌，“自鸣其不幸”（韩愈：《送孟东野序》），因而创作出许多情真意切的悲情诗词。可以说，只有这种悲情诗词，才能代表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学艺术。
“仕不遇”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绝对的现象。“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白居易），生动地概括了古代文人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共同命运。而明知“不遇”，却又极力去追求“遇”，也正是古代文人的悲哀所在。特别是像陶渊明、李白、杜甫、辛弃疾这些对自身期望极高诗歌，理想抱负坚定的人，更会因理想的实现可能性之小而矛盾重重，失望也愈大。作为心迹的流露，表现于诗中也更显出悲怨与感伤。不平衡破坏了既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他们无穷的悲怨就通过诗歌或含蓄委婉，或旷达直露地表现出来，悲怨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顾影自怜，又怨又惜的结果，是悲凉基调与感伤情绪的形成。山水、田园、游仙，都无法使他们从根本上摆脱其内心的忧郁与苦闷，只能加深其悲怨。
从接受角度而言，人们读了悲情诗词，会被诗词中的作家自我形象和社会、自然景物形象深深吸引，在心中呈现出一种具体的境界和鲜明的画面。例如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首联写出风、天等六种景物，又用急、高等六种声色动态来烘托，渲染出凄清、萧瑟而又动荡不安的意境氛围。颔联用雄浑疏宕的笔调，描绘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写得气势磅礴，境界阔大，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颈联形象地概括了诗人一生的凄凉遭遇。尾联层叠递进，把诗人对于时局、身世和处境倍感艰难、愁苦悲愤的感情，抒发得强烈深沉。诗中的自然景物、诗人的自我形象，无不深深地浸染着读者的心灵。从审美心理来看，悲情诗词提供给读者的这种悲的境界和画面，往往会给读者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引起强烈的悲痛、悲愤或悲壮之感，产生深切的同情和共鸣，并感受到悲情诗词崇高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读者所得到的审美享受，也是悲情诗词在读者心中唤起巨大美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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