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中。悲情鲁镇—鲁迅乡土世界中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探究。
论文关键词：乡土世界，传统，现代知识分子
以鲁镇为代表的乡土世界在时间上是静止的：此时的欧洲早已跨入工业文明时代，鲁镇却还在封建社会里徘徊。在空间上乡土是封闭的：赵太爷进城就已是未庄人的谈资。七斤，一个摆渡的艄公，就因常在城与乡之间来回，在村里就是见过世面的。在鲁镇，一切都生活在从前的规范当中，男尊女卑、寡妇守节、祖先崇拜、等级制度……接受现代观念洗礼的知识分子与这样的乡土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那是他们的根系所在，他们成长的最初阶段往往是在乡土中度过的，而那些年的经历形成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并影响了他们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些在乡土世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却无一例外地走在悲剧的道路上。
一、作为悲剧存在的知识者们
一类是以“我”为代表的归乡型的知识分子。“我”是远离故乡在外漂泊的游子，记忆中的故乡温馨而美好。而事实上，“我”回到了相隔两千余里、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目之所及的是“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比起故乡面貌来传统，给“我”带来更大冲击的是故乡人的变化：祥林嫂五年前花白的头发如今全白，她由一个勤快的女工变成了病弱的乞丐；杨二嫂由当年那个豆腐西施变成了摆成圆规姿势的可怕自私的小市民；闰土的一声老爷似乎是晴天霹雳惊醒了“我”，原来彼此间已有着一层不可逾越的厚障壁论文提纲格式。20世纪的一系列现代化的革命后，古老的中国农村依旧是封建传统肆虐，“我”看到了许多由此而造成的悲剧，更为重要的是我没有能力改变这样的状况，“我”同情祥林嫂的遭遇，但“我”不能使她获得精神的解放，也不能改变周围人对她的厌恶。“我”这代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从自我的觉醒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反叛和否定，最后又回归到自我与现实的联系中”。[1] “我”的故乡之旅是一次精神追逐，在众多的打击之下，最终还是破产了。
还有一类是以吕纬甫、魏连殳为代表的沉沦型知识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往往是一群充满理想、又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人。吕纬甫为了破除迷信到城隍庙去拔过神像的胡子，魏连殳常发表“没有顾忌的议论”。可是中国的现实实在太黑暗了，就像鲁迅曾经在《坟·娜拉走后怎样》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搬动，能改装”。[2]所以“五四”的大潮退去后，他们的境况惨淡。吕纬甫去太原跟母亲住在一起，教几个女学生“子曰诗云”之类，干着帮弟弟迁坟、给阿顺送花等一些无聊的事。比起吕纬甫来，魏连殳的生存状况更是糟糕，他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生活窘迫到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绝望到极点的他内心生出了复仇的愿望。他后来“躬行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孤独者》）。放弃了理想信念的他交了“好运”，做了某师长的顾问传统，向那些他曾经认为是必须要帮助的人进攻，在孤独绝望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乡土世界中，还有觉醒型的知识分子等，如《长明灯》里的疯子，他执意要熄灭那盏从梁武帝时就点起的长明灯，为此引起了整个吉光屯的恐慌，遭到了以乡绅四爷为代表的全屯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想出一个个方法阻止他熄灯，最终，不愿妥协的疯子被关进了庙中的闲置房中。《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看似满口狂言，却深刻地揭露了整个吃人的本质，后来他还是被“治好”了，去某地候补了。《药》中的夏瑜，为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牺牲了自己，在狱中还不忘对阿义进行革命宣传，结果是他的满腔热血成了华小栓治痨病的药引。他们同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却被视为异类，终究无法撼动乡土世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
二、知识者的启蒙悲剧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启蒙是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知识分子明白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对民众思想的改造是紧迫的论文提纲格式。因此，故乡中人们麻木的灵魂、封建的习俗、传统的观念都成为他批判的对象，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也以此为切入点传统，进而深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批判。但在中国启蒙并没能改变国人的国民性，在《药》中，夏瑜为了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却成为了被看被吃的对象，一堆人“颈项都伸得很长像许多鸭一样，簇成半圆”看杀夏瑜的场景，华老栓为了给小栓治痨病，买了沾满夏瑜鲜血的鲜红馒头。这是启蒙的悲剧，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的对象活活的吃掉。
启蒙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启蒙者生活在鲁镇这个传统的世界里，整个社会的习俗、社会的规范，都没有质的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是冷漠的、等级深严的。《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是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对祥林嫂的死充满厌恶，认为她是谬种，而殊不知他的对封建礼教的维护是导致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因素。和“我”话不投机，还大骂康有为等新党，而他却不知道此时的康有为已成为了保皇党，“我”这样受辛亥革命洗礼的知识分子才是新党，由此可见鲁四老爷腐朽到何种程度。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在辫子盘起和放下的细节中，流露的是保皇的嘴脸，他不甘心退出历史的舞台，做垂死的挣扎。他们违背社会前进的步伐，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他们都是乡村中的士绅，也是乡村中的统治阶层，他们的言语和意志一直支配着社会的话语权，他们的骨子里充满了浓郁的宗法意识。这样的封建顽固派统治下的乡土世界必然是腐朽的。而现代知识分子深切同情的农民们，则或受压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或成为无知的看客传统，甚至用“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而被看作中国社会希望的孩子们大良、二良为了要东西，可以学狗叫，可以磕响头。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就在与他们处于鲁镇这样一个独立的小世界，而这个铁屋子般的世界是万难毁坏的，这便注定了他们悲剧的结局。疯子终于没能吹灭长明灯，狂人在经历了与大哥、大夫的斗争后，终于还是治好了病去某地候补了，吕纬甫不再教授ABCD而教起了“子曰诗云”，魏连殳不但未能解救中国，反倒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三、对知识者的文化批判
知识者“我”能够意识到跟故乡的不能融合，选择的不是进行决绝的抗争。“我”不敢对鲁四爷表示异议，面对让人失望的乡土世界，“我”选择了逃避，逃避祥林嫂的追问，逃避已经变化了的闰土，逃避已经无法给“我”温存的故乡。这些也恰恰表明，知识分子们还未能真正的走出故乡，走进现代平等的、自由的世界里，因为面对故乡的种种不如人意，面对故乡的落后、愚昧，面对传统的强大的力量，“我”无法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知识分子的这种软弱和对责任的逃避都是鲁迅所极力批判的。
鲁迅为我们塑造的沉沦者形象系列不同于归乡者浓重的怀旧意识，沉沦者系列是写于“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阶层渐渐分化。他们代表的是那部分曾经觉醒过、追求过、但终于失败了的知识分子论文提纲格式。他们如“一个蜂子或蝇子一般飞了个小圈子，又回来了”（《在酒楼上》）。但文本中的另一个人物“我”体现着鲁迅思想的另一个层面。文章的结尾告诉我们：“我”却和他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去，虽然会遇到寒风和雪片这样的阻碍，倒觉得爽快传统，这样的义无反顾才是鲁迅希望看到的。
除了生存的困境，魏连殳的困境还在于个人的孤独之感，他把那些穷困失意的青年引为同类，可那些青年在度过困难期后就离他而去，他的屋子又恢复了安静的状态。那个跟他没有直接血缘关系但同是“独头茧”的祖母的去世使他跟这个世界又少一层精神联系。而他寄以深切希望的无辜孩子们同样无情地抛弃了他。在一片荒原之上，没有他爱的人，也没有爱他的人，孤独的个体面临着的是整个群体的敌视，此时的他有的只是深深的绝望。当他连一个维持内心完整的的“独头茧”都不能成为时，便想着去报复这个黑暗的社会而放逐自己，仅仅为了敌人而活，成了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失败者。不管这种自我放逐是由于社会的压迫还是传统的抛弃，鲁迅都是持批判的观点的。
面对知识者们的悲剧，鲁迅认为他们该如过客一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4] 。如果屈服于自己的命运不作反抗，这样的悲剧就绝对化了，只有坚持反抗悲剧、反抗绝望，才能够找到自己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希望知识分子们能够抛弃因袭的重担，在绝望中反抗。
【参考文献】
[1]汪晖.《反抗绝望》[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90.
[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4.
［3］鲁迅.《南腔北调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00－105.
[4]《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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