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朱德（1886-1976）。朱德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崇高伟大的志向。
论文关键词：朱德，青少年，思想转变
朱德（1886-1976），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朱德的一生是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他的伟大在于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富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平凡在于他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孩子，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一样甚至更重的负担，他肩负着使家族摆脱压迫，摆脱贫困的重担。可是他放弃小家庭，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为解放中国这个大家庭而努力。
一 由为“小家”到为“大家”
朱德由为“小家”奋斗转变到为“大家”奋斗经历了四个阶段。
1、1886-1905年，是朱德作为朱家大家族的一员，为了“小家”而奋斗的时期，同时，也是朱德为“大家”奋斗思想的萌芽阶段。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李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朱德出生时全家已有十一口人，每年交租后粮食所剩无几，一大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辛，为了要生活下去，每个人都很勤劳。年幼的朱德也不另外，五岁时就“开始跟着哥哥一起上山拾柴、割草，帮助家里干一些杂活”［1］，“八九岁就不但能背能挑，还会种地了。”［2］
作为佃农子弟，朱德原本也无钱读书，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且“由于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3］人文历史论文，朱家决定节衣缩食，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于是朱德被挑选出来，带着全家人改换门庭的梦想到私塾读书。从1896年起，朱德断断续续地在席聘三的私塾读了八年，他一直抱着光宗耀祖的思想，非常努力地学习，“每晚一直要念到打瞌睡”［4］，最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一千多名县试考生中名列前二十名。正如朱德后来对自己的女儿朱敏所说的：“我们朱家想要不受剥削，家里就要有人读书做官……我被挑了出来，由全家人供养念书。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发奋，知道我是朱家人含辛茹苦种植的希望。”［5］带着全家人希望到私塾念书的朱德，也是在私塾中思想开始悄然转变，在席聘三的影响下， “已经懂得问国家事”［6］。
2、1905-1907年，在这一时期，朱德由学旧学转为学新学，其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不再拘泥于“小家”，转而关心“大家”。
1905年清政府为了标榜“新政”，宣布自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并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新学堂。此时，因清政府的新税、新捐，朱家家徒四壁，需要朱德劳作来改善经济，朱德却执意要上新学堂，并向家人承诺考改革后的科举，于是朱家借钱让朱德到顺庆（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而这个所谓的新式学堂只是旧书院的改名换牌，教学内容仍很陈旧，让朱德大失所望。几个月后，他便转入顺庆府中学堂学习。这是由几位留日学生回乡创办的新学堂，朱德学习了数学、历史、体育等。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学堂监督张澜和一些教师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他们在讲课和谈话中，经常隐约地抨击清朝廷。上课的内容不能满足朱德的求知欲，于是朱德经常到张澜家与他畅谈时事，也经常听刘寿川介绍同盟会的组织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朱德慢慢地懂得了抨击时政，痛恨当局，尤其是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新思想。所以，他在离开顺庆府中学时写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鹏飞。”［7］表明了朱德的思想已经不再拘泥于“小家”，而是进步到关心国家安危，并期望自己能为祖国付“壮志”。
3、1907-1908是朱德尝试着为“大家”奋斗的时期，但朱德同时也兼顾着“小家”。
1907年，抱着操持武艺，挽救国家危亡的想法，朱德赴成都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军官学校，却因为家人轻视当兵的人而没有入学，转而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堂除了教授体育之外人文历史论文，还要教授数学，地理，军事教练等科目。在体育学堂学习的期间，朱德认为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可以改变外国人污蔑中国人“东亚病夫”的称号，于是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刘寿川的邀请下，朱德和张四维、李绍沆、天玉如决定在毕业后一起创办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在朱德心目中，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且是在家乡教书，可以赚钱还债。于是，朱德在体育学堂毕业后，回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
当时，新思想只在比较发达的地方流行，而相对偏远的仪陇县仍旧落后保守。朱德与刘寿川等人宣传新学，革新旧科目，设立新课程，提倡学生好好学习新课，认真参加体育锻炼。可是遭到守旧豪绅和学堂旧学派的反对。反对派制造谣言，恶毒中伤，说“新学有损国粹”、新学堂老师是“假洋鬼子”；状告朱德等人犯有“反叛朝廷罪”、“流氓罪”；还收买流氓殴打新学堂的学生等等。这些事情使朱德了解到封建势力是如何根深蒂固，“教育不是一条出路”［8］，。朱德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到：“在教书的这一年中间（1908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于是下了决心到云南去。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9］
4、1909年，是朱德彻底走上舍“小家”为“大家”道路的时期。
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尝试“教育救国”失败之后，朱德认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是很难对国家安危负责任的，面对乱世只有投笔从戎以救国家。朱德在去云南报考讲武堂之前，写下的“壮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充分表明了他当时的想法。
当朱德决定去云南报考讲武堂的时候，也就是其彻底走上舍“小家”为“大家”道路的时候。旧社会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朱家人是向来轻视当兵的，所以当朱德告诉家人要去参加新军时，“全家人都以为我疯了”［10］。朱德坚定了自己的救国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救国的道路。他后来对史沫特莱说到：“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族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家庭里。”［11］
在朱德进入讲武堂之后， “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12］
二 朱德由为“小家”到为“大家”转变的因素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其树立人生观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客家名人的家庭背景看，不同的家庭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13］朱德出身在贫苦佃农家庭，对幼年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14］。全家人辛苦劳动所得，缴纳租税后所剩无几，必须非常节俭才能勉强度日，而地主终日无所事事，却能轻松拥有大部分劳动果实，诸多的不公平使朱德对那些为富不仁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也使朱德下定决心要使自己的家族摆脱这样的不平等。
同时母亲是朱德的主要启蒙者人文历史论文，她的言行举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朱德在今后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母亲对为富不仁的反感以及对穷苦百姓的同情深深影响着朱德。“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要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15］朱德从小耳濡目染，也对穷苦百姓产生了深深地同情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1895年朱德九岁时，因为不能满足地主加租的要求，被地主威逼退佃，全家至此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16］。不仅朱德家遭遇困难，因为四川连年旱灾，许多人都处于困苦之中。这些灾民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朱德亲眼见到这些穷困的百姓遭到官兵的残酷镇压。“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17］这既是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拯救“小家”于苦难的动力，也是其走上为大家奋斗的路程的思想基础。
2、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
老师对于一个人的教育作用不言而喻。朱德在塾师席聘三的教导下，开始接触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席聘三不仅谈古，而且论今，无论是《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些时政在席聘三的课堂上都能听到。不仅如此，席聘三还要求塾生们深入治学，他说：“不做事业就没有用”，“要能做事才能拯救世界，不能拯救世界就没有道路可走”。在席聘三的启蒙下，朱德知道了许多国家大事。朱德后来回忆道：“那是十岁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思想变得复杂得很。脑子里充满了历史古书。民族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18］“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19］。
1906年朱德受到另两个老师的影响，即张澜和刘寿川。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是当时的新派人物。除担任学堂监督外，他们还亲自给学生讲课。张澜多次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从张澜和刘寿川先生那里，朱德了解到日本史如何通过明治维新富强了国家，以及当时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等情况。朱德还从张澜处借阅《革命军》、《天演论》等进步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
3、社会环境的影响。
1946年10月，朱德在接见外国记者访问时，当他们问到朱德是怎样当上将军的，朱德是这样回答的：“我原本计划是在家乡找个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环境迫使我当了将军。”［20］那到底是怎样的环境促使朱德改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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