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对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优劣点皆作了批评，是较为客观的批评。
有些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扬植抑丕”现象有自己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学批评家对二曹诗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分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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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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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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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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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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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晋
南
北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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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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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天子文藻，下笔成章，博文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达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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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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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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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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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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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金
元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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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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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操无恙，植以才，仓舒以惠，几至夺嫡，谓之多忧可也。及受汉禅，可与天下同乐矣。帝既猜阻鲜欢，而诸侯王就封者，皆为典籍侵迫，多见削夺，其未命，乃托国于狼顾之仲达，是帝至忧至死未已，何时而可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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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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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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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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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古不如魏武，宏瞻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过仲宣、公幹甚远，惜昭明皆置不录。
曹氏兄弟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杨榷艺文，子桓《典论》，绝口不及陈思，临淄书尺，双语无关文帝，皆宇宙大缺陷事。而以同气失之，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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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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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惺、谭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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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云：“曹氏父子高古之骨，苍凉之气，乐府妙手。五言古，则减价矣。”谭云：“锺此论极确。作乐府歌行手，以之为五言古，多有格格不合处，作者亦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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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美学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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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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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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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诗源于李陵，终身无改。诗家分体以年代者，文帝兼属建安黄初二体，岂文帝为太子与为天子时，有两样文字哉？盖建安当群彦蔚起之时，门户自立，论者概以建安目之。盖其体错杂，文帝之体总括于中，要以陈思为杰。至于黄初，王、刘、應、徐，彫丧已尽，而主持风雅唯文帝。而陈思入黄初，以忧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锦繍黼黻，而黄初之初，一味清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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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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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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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气之行，于虚有力，于实无影，其清者密槌，真不堪令三世长者见也。钟嵘伸子建以抑子桓，亦坐此尔。
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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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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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评家的美学主张和评价标准
古代文评家的美学主张与评价标准不同，所以在二曹诗史地位的判断上有不同立场。文评家各有各的美学主张，也就各有各得评判标准。因此，在断定文评家对曹丕、曹植诗作的评价是抑是扬时，应当注意其评价标准。
钟嵘之所以“扬植抑丕”，原因有两个：第一钟嵘的《诗品》是以“风格”决定品第，风格中最重“骨气”，其次是“词采”，再其次才是悲凉愀怆、情思委婉之作。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为锺嵘《诗品》的入室之宾，将其诗歌列为中品；第二钟嵘的《诗品》专评五言诗，曹植的五言诗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蔚为大观，而能代表曹丕诗歌水平和文学贡献的七言诗不列入内，拿曹植的长处与曹丕的短处相比较，自然是田忌赛马，未比先输了。
而推崇曹丕的王夫之评诗一向被认为是一种“苛评”。首先，他反对迎合传统文评的结论，喜创新而好求异。在“扬植抑丕”现象中反应如此激烈，与其说是他发现了“扬植抑丕”的事实真相，不如说他是不想入“俗流”而激言；其次，王夫之评诗不仅没有相钟嵘“风骨”那样明确的诗歌“筛选标准”而且也对诗歌体制没有限定，因此，曹丕和曹植的诗歌可以全数地尽收他眼底，这时候所看到的二曹在诗歌方面的贡献就更为全面、综合和公正。这说明，文评家的美学主张和评价标准在其批评过程中影响了文评家的判断。
③文评家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共鸣
古代文评家对生命的体验和珍视以及对诗歌的情感共鸣使文评家在二曹诗史地位的批评上有不同见地。首先，古代文人对功名的共同追逐和对怀才不遇情感的共同体验，让他们更理解和同情曹植的遭遇。对于古代文人来说，行走仕途能与生命相当。在重农轻商的社会，一介书生，把仕途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认为是唯一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所以大多仕途坎坷的才子们普遍抱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情感感受。当曹植仕途不济，抒发心中苦闷的时候，这些诗歌就明显地怀有对怀才不遇之感的体验。而含有这样生命体验的诗歌又极易引起文人才子广泛的情感共鸣。其次，文评家对生命的珍视使他们更同情曹植在文帝即位后的悲惨境地，也同时对曹丕的生命体验潜意识地蔑视掉了。钟优民在《曹植新探》描述道：“（文帝即位后）糟害者亦历历可数，丁仪、丁廙是文帝即帝位后首先被拿来开刀的人，并祸及家人；孔桂因往昔一度“亲附临淄侯而简于五官将”，曹丕记恨在心，即位时没有来得及罗织罪名，到黄初元年还是找个借口把他杀了；杨俊因在曹操密访群臣、征求意见时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淄犹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车架至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尚书仆射司马宣王、常侍王象、荀纬请俊，叩头流血，帝不许。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杀。”对曹丕这一系列挟嫌报复的行为，文评家以不认同曹丕摧残生命的行为而走向不认同曹丕的诗歌。
④文评家将诗歌架上了道德的法庭。
古代文评家同情弱势文人的感情偏颇影响了其批评的公正性。中国人不论是世卿大夫还是市井小儿，历来都有同情弱势文人的趋向，也会因此而改变客观事实原有的面貌，比如对末路英雄项羽的敬仰和对成功帝王刘邦的唾弃。而曹丕、曹植的争储风波再一次验证了这点，文评家在品评曹丕、曹植的诗歌时时带有主观情感在内的，普遍同情曹植，促使“扬植抑丕”现象的形成。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所说，曹丕和曹植的诗歌是因为“位尊”与“势窘”的关系才有评价上的高低。文评家之所以在二曹的诗歌批评中感情有所偏颇，是因为“七步成诗”等传说被扩大化了。《世说新语》中“七步成诗”的故事和《魏氏春秋》中“逼植醉而误事”的故事证明了曹丕的“阴险毒辣”，使接受者从感情上就不喜欢曹丕，对他道德上的批判远胜于对他诗歌的关注。但事实上，“七步成诗”很有可能是伪作，“逼植醉而误事”的事实真相是曹植自己醉饮而不能受命。扭曲这些事实的真相不仅是对曹丕的诋毁，而且诱发了人们对于弱者特别是落魄文人的怜弱心理，将传说扩大化，影响对曹丕诗歌的判断。其次，就二曹的诗歌文本来说，文评家在其中能否寻找到情感共鸣是其评价诗歌好坏、高低的另一根据。在“扬植抑丕”一类的文论家，除了钟嵘等特殊文评家之外，像吴淇、皎然、刘履、陈师道、陈严肖等都是基于对曹植诗歌的认同而站在“扬植抑丕”这一立场上的。同样，陈祚明、刘克庄、周履靖和陆时雍等文评家也是在二曹的诗歌中都寻找到了情感共鸣的篇目，而对二人皆有所好评的。
3、文化传统和接受维度
①文化传统对二曹诗史地位的影响。
社会形态背景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价值导向不同，历代学者受时代文化的影响制约，文论家所处的时代主流价值观影响着文论家，使文论家进行诗歌批评的时候带有深刻的文化烙印。 9/10 首页 上一页 7 8 9 10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