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还是载道—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网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长期的丧权辱国，当政者的积弱无能，遂带来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作家和一些先知先觉的人物，他们所无时不忘的不仅是内忧外患、政府无能，不管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低落，在他们看来，那些纷至沓来的国耻也暴露了国内道德沦亡，罔顾人性尊严，不理人民死活的情景。现代的中国作家们……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

作为生活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民族中的作家们，他们感时忧国，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优秀文学作品来。正如周作人、周树人在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与《文章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文章里既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又认同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他们还提出：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文学的作用在涵养人的神思，文学有远功而非实用，文学通过对民族精神，国民灵魂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来影响达到振兴民族的功利目的。因此便产生了鲁讯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伟大作家。鲁迅被中国人一致认为是最敢于抵抗黑暗、最勇敢、对劳苦大众最深切同情的无产阶级战士。而夏志清在评价鲁迅的文章中对鲁迅前期基本上是肯定的，肯定了鲁迅从《狂人日记》到《离婚》的九篇小说是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肯定了《彷徨》中的四篇小说《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认为《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摆脱不了感伤的说教。却惟独对现代小说中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阿Q正传》和革命现实主义巨著《故事新编》估价很低。一方面他承认《阿Q正传》是杰作，然而又指责它“艺术价值低、结构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我们认为《阿Q正传》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永恒的艺术性，其结构严谨周密，跌宕起伏的情节完全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中隐含着作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心情。夏志清对鲁迅的杂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坟》中的杂文也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小题大做、狂傲不驯、搬弄是非、罗罗嗦嗦的诡辩，而且认为鲁迅先生的作品无法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夏志清评判作品的优劣主要是政治标准。他认为自己比别人深刻的地方就是坚持“文学的标准”。我们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情境，认为夏志清绝对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鲁迅先生在自序中所言：“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

鲁迅先生作为巨人的形象站在中国文学史上，锋利辛辣的战斗杂文被认为是投枪和匕首。从1925年到1927年他所写的杂文，深刻揭露了“五卅”前后反革命政变以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罪恶和那些奴才走狗的虚伪面貌。小中见大，公开或曲折地展示了血腥屠杀的罪行，这些都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中光辉四射的不朽名作。也是二三十年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夏志清之所以作如此的评价，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夏志清在评论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蒋光慈、丁玲的作品时，尽管对丁玲前期的作品有所肯定，但他的出发点是因为丁玲早期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丁玲在三十年代写下了《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小说的得意之作，而夏志清却认为其手法笨拙不堪。在谈到蒋光慈的时候，认为蒋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值得注意。主要原因是由于“该小说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不同，对国民党的态度非常友善，支持国共合作”的缘故。若采取此种标准来取舍作品，免不了会造成冤假错案，文学史也失去了它本来的真实面貌。只要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便被夏氏贬为“宣传说教的陈腔滥调”的失败之作。他认为现代中国作家“太过于理想，太过于关心人类福利”，他的审美观就是绝对地肯定无视时代精神的作家。鲁迅曾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中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任何一位有社会责任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都不可能撇开一切现状去谈文学。那么文学也就不具有“人”和“史”的意义了。

“左联”是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作家组织，为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进行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当时，左联和左翼文艺运动正是在白色统治的压迫、囚禁、杀戮下倔强而艰难的成长起来。革命先驱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记录下了无产阶级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抗战期间：曹禺的《蜕变》，老舍、宋之的的《国家至上》，吴祖光的《正气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等。这些优秀的剧作不仅鼓舞了当时抛弃一切，浴血奋战的仁人志士，而且成为传诵和记录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史迹。那么这些作品，在夏志清看来只不过是政治的传声筒。夏志清从其审美观上完全否定了具有“左联”特征的郭沫若及其作品，认为郭沫若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并无实际价值，认为“民国以来所有公认的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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