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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之点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人才、组织经验以及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强国家的实力。
第三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随着社会主义迂回过渡方式的确定，丰富和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更加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和完善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的定义作了完整科学的论述。列宁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8]。这是在特殊时期存在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受无产阶级国家监督和调节的资本主义”[9]。这是为无产阶级所承认、受无产阶级国家领导和监督、活动范围受国家限制、并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的一种资本主义。
第二，列宁深刻阐述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义。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能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到，“不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凡是有自由贸易成分以至任何资本主义成分的地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10]。因此，列宁得出结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
第三，列宁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五种形式，即租让制、小业主合作社、国家委托资本家代购代销、租借、合营公司。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不是对1918年的简单的重复，而是有重大发展。1918年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出发的，虽然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2]，那时还根本不知道这项工作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什么，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而新经济政策则是“迂回过渡”的政策，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从理论上肯定了商业、市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从而改变了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基础，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方法，这才使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力。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形成完整的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特别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赎买形式，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中国的具体实际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在深刻分析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时指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13]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部分的论断。同时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曾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同帝国主义地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14]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两面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具有两面性，“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15]。这是当时最大的实际。
（二）我国经济落后，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民族资本，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起步的，经济十分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个体经济相比是先进的，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相比则是落后的经济成分。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