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我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该部门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其较低的产出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服务业人均工资的相对提高不利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扩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程度的加深和产业间工资差异进一步扩大，不利于服务业就业吸纳方式转型和健康增长。服务业就业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增加服务业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同时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打破服务业就业增长依赖“双低水平陷阱”的状态；另外，还需要通过开放服务业垄断经营领域降低相对工资水平，防止“成本病”对服务业就业的负面作用。
论文关键词：服务业，第三产业，非均衡增长模型，产业就业结构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业矛盾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和失业人口，数以亿计的需要向非农领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每年持续新增的高校毕业生，不断考验着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以“保增长、调结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维持经济总量的增长，保证就业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将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着力发挥服务业在就业中的作用。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就业促进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拓展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等特殊群体的就业渠道上，更需要在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劳动力需求中发挥全面的支柱性作用。
然而，回顾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其实际就业容量以及未来的提升空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下降，就业比重增长率从1995年之前的年均4.5％减缓到之后的年均2.0％[①]（图1）；而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则相对工业部门不断攀升，从1995年开始两者之比以年均超过5％的速度增长经济学论文，使得服务业产品的相对成本和市场价格提高，不利于服务业的产品需求及劳动力派生需求的扩张。中国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为何下降，哪些力量阻碍了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发挥？服务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之间是否具有内在联系？如何才能消除制约服务业就业扩张的因素？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非均衡增长理论综述
（一）理论研究
“非均衡增长理论”（unbalanced growth model）的“非均衡”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不同的部门在成本、产出、就业吸纳能力以及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表现（Baumol，1967）[1]。该理论基于一个只有劳动力要素投入的两部门模型，假定经济系统包含一个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停滞部门”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的“进步部门”，停滞部门的产出单位劳动成本即将随时间无限制上升，而进步部门则保持不变；在停滞部门的需求弹性不高的情况下，该部门的产出随时间推移将趋于零；停滞部门将吸纳所有的劳动力，而进步部门就业将趋于零。
非均衡增长模型对于解释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劳动力增长的差异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理论本身存在的缺点使其受到众多质疑。首先，生产函数只包括劳动力投入而将资本要素排除在外并不妥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其次，劳动生产率较低并不意味着降低到零（Inman，1985）[2]，因而将停滞部门的产出形式进行过度的简化并不妥当。第三，对于两部门劳动力虽然随时间变动，但比重为常数的假设，Keren（1972）[3]提出了其自相矛盾之处：基于这一假设得出的结论――随时间推移停滞部门将趋于吸纳所有的劳动力，而进步部门的劳动力将趋于零，显然违背了两部门劳动力比重保持不变的前提。第四，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偏好的改变会影响无差异曲线形态，从而对产出组合曲线产生较大的影响（Worcester，1968）[4]，使之不一定表现为负斜率，在实际中这就表现为对不同部门产品需求结构变化导致就业部门结构变动。最后，工资方程的设定中假定部门间劳动生产率不同但整体工资又完全竞争，显然存在矛盾。
在Baumol（1967）的研究问世后不久，Fuchs（1968）[5]便基于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他指出只有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程度、服务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服务需求收入弹性三者的相互作用满足一定条件的状况下，才能有可能保证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增长。198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基于发达国家的事实进行分析（Summers、Saxonhouseand Leveson，1985[6]；Evangelista and Savona，2003[7]；谭砚文等，2007[8])，结果也基本支持了非均衡理论模型的研究结论。当然，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质疑，Griliches（1994）[9]认为统计方法上的缺陷低估了服务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从而使得实证研究结论并不可靠；Oulton（2000）[10]通过建立一个内生结构变动模型指出经济学论文，只有当停滞部门是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时，非均衡增长模型的理论才会成立，而如果停滞部门能够向技术进步部门提供中间性投入，那么其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仍然为正。
国内运用非均衡增长理论研究服务业就业问题肇始于程大中（2004）[11]，其研究克服了原始模型的第二、三点缺陷，但仍然保留了其它几项不尽合理的假设，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长较快主要源于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很容易引发“成本病”。王俊（2008）[12]研究表明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是导致就业增长的重要原因。谭砚文等（2007）[8]则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相关性并不高，中国的农业部门更是一个典型的停滞部门，发展服务业从而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是工业化阶段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取向。近期的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服务业生产率和就业份额表现出非均衡，但在大部分地区，服务业就业增长均以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为代价（邱小欢，2010[13]；朱轶和熊思敏，2010[14]）。
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上都发现中国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依赖于其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但从研究的完备性和分析方法上还存在有待深化之处：首先，除了劳动生产率因素之外，部门间工资差异、服务业产品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以及它们与劳动生产率的组合关系也是影响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的重要因素，单凭劳动生产率滞后因素并不足以解释我国服务业的就业问题，在特殊情形下可能还起到相反的作用；其次，不少的实证研究在基本思想上借鉴了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观点，或者使用了更为简洁的版本――“鲍莫尔―富克斯假说”，但对于Baumal（1967）原始模型的不足之处改进较少，实证研究的理论依据存在漏洞。
三、拓展的两部门模型
鉴于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接下来先构造一个拓展的两部门模型。假定经济中有制造业m和服务业s两部门，要素投入都只有劳动力，分别为Lm和Ls，总劳动力为L。部门间存在工资差异，Wm和Ws均为名义工资。部门产出方程分别为：
 （1）
 （2）
其中 分别为m和s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a、b为技术参数， 为不同劳动生产率对两部门产出影响的时间变动因子。 和 为劳动的边际产出，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单位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 从而可得部门边际产出与部门工资之间有如下关系： 和 ，从而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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