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强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定义为由于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效应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涵盖教育和创新的生产服务业发展模型，得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另外，本文利用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出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协整方程，然后以协整方程为基础利用Shapley value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夏普里值的分解结果表明：省际地理固有因素、制造业市场的交易效率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差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因素，其贡献程度分别达到了30.36%和26.87%，排在第3到第7位的分别为城市化水平、交通、信息、金融和教育市场的交易效率，01-07年其平均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2.36%、19.10%、15.23%、10.83%和7.54%。最后，本文得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区域发展差异夏普里值
一 引言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便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提高，其与一、二产业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这一结论也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所证实。但是，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过低）却不太乐观，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距。本文利用06-07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地区为广东（3965.6亿），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地区为为西藏（26.3亿），相差达到150.78倍；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最高5地区总和是最低5地区总和的20.75倍。区域差距还呈现出 “断层的梯度性”和“明显的集聚性”。其中，“断层的梯度性”表现为：第一梯度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超过2000亿的地区，包括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河北；第二梯度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处于3171320亿间，包括吉林、重庆、广西、山西、陕西、江西、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天津、福建、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辽宁在内的17个省市（自治区）；第三梯度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200亿以下的地区，包括宁夏、青海、西藏。这种梯度性同样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5大类行业增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生产性服务业年末就业人数上；“明显的集聚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最高的7地区总和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6.1%；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最低的7地区总和占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26%；剩下的17个省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较接近，不过其总和只占到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39.64%。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现代经济增长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区域失衡势必会影响到制造业以及经济的增长，并进一步阻碍到产业升级的实现。因此，理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并对其差异程度进行深入分析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努力方向。
本文剩余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对相关领域进行文献综述，并得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三部分则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核心结论；第四部分则通过实证检验上述结论；第五部分得出结论毕业论文的格式，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二 文献综述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那些被其他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格鲁伯、沃克（1993））。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需求视角
需求视角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利用相关的统计方法对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罗列，然后构造相应指标进行统计上的检验来确定最终的影响因素，具体成果包括李江帆(1994)，江小涓、李辉(2004)，倪鹏飞(2004)，顾乃华(2005)。其中，李江帆(1994) 认为影响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产品的输出状况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江小涓、李辉(2004) 使用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人均收入、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的相关关系。倪鹏飞(2004) 借助模糊曲线原理,界定了对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的因素。顾乃华(2005) 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描述了1992 2002 年间我国服务业增长效率的时序特征和区域特征。
（二）供给视角
从供给视角来分析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基本方法与上相同，但其所考虑的因素从需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等因素）转移到了供给（劳动生产率），这方面的成果包括。程大中、陈福炯(2005)，顾乃华、李江帆(2006)。其中，程大中、陈福炯(2005)分析了我国服务业的地区相对密度及其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顾乃华、李江帆(2006) 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对技术效率区域差异假说和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的显著差异,是造成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区域失衡现象的重要原因;市场化进程和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是导致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三）分工视角
这方面的成果与上述方法存在着明区别。分工视角首先讲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放在与制造业的关系中进行论述，然后得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得出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其成果也比较丰富，具体包括格鲁伯、沃克(1993)，Dixit-Stigliz(1977)，Ethier(1982)，Markusen(1989)，Francois(1990)，Ciccone&Hall（1996）、Marrewijk(1997)、顾乃华（2005）、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其中，格鲁伯、沃克(1993)利用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学说”阐述了两种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制造业的发展将导致纵向和横向的分工，而纵向的分工“专业化”将大大增加迂回生产的程度，这将会导致管理和协调费用的增加，一旦后者的费用超过了前者，便会催生出服务业的发展。Dixit-Stigliz(1977)利用D-S效用函数，借助新古典的框架，证明了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多样化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进。Ethier(1982)则将D-S函数用于生产函数，经过数理推导，作者得出结论：新产品的引进确实能够提高生产率。虽然D-S函数由于其便利性质可以使内生规模经济得到求解，但也面临着重大缺陷。于是，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后来的学者则试图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加入到C-D函数中。Markusen(1989)在Ethier（1982）研究的基础上，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加入到C-D函数中，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制造业的发展会促使“专业化”，从而加深了产品的迂回程度，一方面会产生出分工经济，另一方面会产生交易费用，若前者的收益超过了后者，分工就会展开，从而两者就会出现正反馈关系。Francois(1990)则在专业化导致报酬递增及垄断竞争的前提下得出了与前者相似的结论。Marrewijk(1997)则将Ethier（1982）、H&O理论、Markusen（1989）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经济以及要素市场之间的均衡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国内的学者来看，顾乃华（2005）基于“斯密”和“杨格”定理通过简化的Marrewijk（1997）模型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机制[①]。并且由于这种报酬递增的性质，作者进一步建立模型得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江静、刘志彪、于明超（2007）则借鉴Ciccone&Hall（1996）的模型在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下毕业论文的格式，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级要素投入的发展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存在着以下方面的不足：
（1）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均是利用相关的统计方法对于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罗列，然后构造相应指标进行统计上的检验来确定最终的影响因素，但其不足便是缺少理论模型，无法说明其分析的因素是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从而使模型的解释力度大打折扣；
（2）分工视角克服了上述缺陷，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在一起，构造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模型，得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内生机制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但这些模型本身存在着不足。具体表现在D-S模型强调新产品的引入，Markusen(1989)强调迂回生产程度、专业化，Francois(1990)、Marrewijk(1997)强调规模经济，但它们之前却缺乏内在统一的逻辑[②]。根据A.Young(1928)的论述，分工应从个人专业化程度、中间产品的迂回程度（纵向分工）、产品种类数[③]（横向分工）三个方面来衡量，而这也是上述模型所标明的机制，但上述模型却又与模型本身的局限而无法将A.Young(1928)所描述的因素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幸运的是，杨小凯运用超边际方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难题，独特的分析框架（生产者-供给者框架）也综合了需求论和供给论。但遗憾的是，杨小凯却并未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型作出具体的分析，也并未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差异进行描述，所有这些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基于分工理论运用超边际方法建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型，得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机制。另外，根据Dixit-Stigliz(1977)，Ethier(1982)，Markusen(1989)，Francois(1990)，Marrewijk(1997)的思路，本文同样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产品将其放在生产函数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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