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doh(2006)也建立了一个三个国家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用以研究会影响优惠贸易协定 (PTAs)形成的因素，其中主要分析了“政府执政的质量”(quality of governance)对PTAs形成的影响。政府执政的质量较差的表现，一是对企业捐献有政策偏向；二是政府征税能力不足；三是对本国社会福利不够关注。模型在政府目标函数中增加了税收是该模型区别于GH(1994，1995)之处。[10]但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以政府对政治捐献和关税收入的重视程度来衡量政府执政质量，政府对关税收益与政治捐献具有相同的重视程度，关税率固定等假设过于简单。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影响
（一）推动中国与东盟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互动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国家关系中，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有关方的经济关系与经济合作问题，它也需要各方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国家之间没有政治互信，经济合作难以进行，更高级的经济合作形式—自由贸易区建设更难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从向内的维度上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和必然结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东盟是中国资源与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和产品出口的重要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东盟而言，其内部合作重点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东盟合作重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是政治和安全合作，90年代初以后是以经济合作为中心，政治、安全合作并存，并决定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要实现这些目标，东盟需要加强对外政治、经济联系与合作，毗邻的中国是东盟的重要合作对象。
从向外的维度上看，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是各国推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东盟国家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双方地理相邻、文化相通、政治互信、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引起东盟的严重关注和忧虑。为化解疑虑经济论文，让东盟国家分享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益处，中国主动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全合作，使之服务于中国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一大战略。
有学者分析得出：“中国之所以选择东盟作为首个自由贸易伙伴，与其说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如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外交方面的考虑”，“如果从纯粹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所获得的好处有限。但从政治外交方面来看，其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东盟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主要对象。与东盟关系的稳固发展，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11]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首先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原因在于：“首先，中国要显示同其它国家合作的诚意和各个方面努力追求双赢的结果。其次，中国把维持边界安全置于优先解决的问题并要与东盟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保障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三，与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东亚自由贸易区相比较，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只有较少的摩擦成本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就东盟而言，在同大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是东盟的重要候选对象。虽然东盟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但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来分析，东盟与这些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问题上仍有很多障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具体谈判难以取得进展。只有中国在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做出了巨大让步，照顾东盟国家的利益，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以至“东盟国家最初被中国的建议所震惊。”[12]所以，中国是东盟在谋求建立同区外大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首选对象。
中国和东盟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双方在政治、外交方面陸邻友好关系的发展，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这些因素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这又促进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论文，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二）导致亚太地区国际关系更加深刻的变化
第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经济领域，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合作目标。2004年1月起实施“早期收获计划，500多种产品实行减税。同年11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进入实质降税阶段，涉及到7000多品种。2006年12月，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二次修订协议书》和《〈货物贸易协议〉修订协议书》，主要解决了包括中国菲律宾早期收获计划、中国印尼修改早期收获计划特定产品清单、《中越货物贸易协议》一些遗留问题。[④]2007年1月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WTO承诺的开放条件下，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开放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东盟10国也将向中国开放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⑤]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2002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和平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之前，有关各方承诺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努力寻求各种途径建立相互信任。”[⑥]2003年10月，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正式宣布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正式加入该条约的东盟对话伙伴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仅“限定于投资和贸易，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也具有积极影响”，而且“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祉，而更重要的是能很好地预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13]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东盟在亚太和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东盟进一步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加强和巩固东盟在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地位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东盟希望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推广为整个东亚地区国家间的行为准则，在中国首先加入这一条约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也相继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够在“由西方支配的决策过程中让我们的声音更响亮”，并可以“避免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贸易集团的牺牲品。”[14]亚太地区的其它大国为防止东盟与中国在政治、安全方面的接近，采取措施加强和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东盟进一步推行大国平衡战略经济论文，强化其在东亚与亚太地区合作中的地位。
第三，中国与东盟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纷纷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而兴起了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浪潮。2003年日本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2年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计划于2011年建立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韩国与东盟发表全面合作伙伴共同宣言，并于2005年开始就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进行谈判，计划于2009年建立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与东盟于2006年7月签署了《实施增进东盟—美国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同年8月签订《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
此外，亚太地区有关国家之间也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协定。例如，2003年，美国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2007年4月，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立美韩自由贸易区。同时，亚太地区多边区域合作迅速发展，在原有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合作形式，如2005年建立的东亚峰会。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促进了亚太区域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促使有关国家对华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的调整
随着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亚太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国的发展又是亚太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是世界引力中心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一根本转变中最重要的现象。”[15]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进行，更扩大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美国、日本和印度调整其亚太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中国宣布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日本加速推行与亚太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试图抵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与影响。同时，在加强与美国传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调整和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日本主张以包括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共16国组成的东亚峰会为基础经济论文，构建东亚共同体。日本力图把东亚峰会变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为了实现其对华遏制战略，美国拉拢中国周边有关国家共同形成对华包围态势，调整其对东盟和印度的政策。美国担心“东南亚在经济方面对中国的倾斜必然导致其相应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倾斜。”为此也提出要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这一意图明显针对中国，“一旦东盟与美国的一系列协议全部完成，那么其价值就远远超出中国同东盟的一系列协议了。”“这既符合美国的贸易政策，又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放弃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对印度的政策，转而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印度在加强推行“东进政策”同时，加强与美、日的关系。“美印战略伙伴关系是试图遏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使印度成为“反对崛起中的中国的一个潜在的树篱。”[16]为了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印度响应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建议，提出印日共建横跨亚洲的“繁荣弧线”；另一方面，印度在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上迎合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要求。
中国的发展对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一种不应有的戒备和敌视心态。为了尽可能削弱和抵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的作用，美国、日本和印度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明显地暴露它们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使亚太地区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不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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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Syed Rifaat Hussin. US-Indi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RegionalStudies,2006,Vol.XXIV,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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