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似乎以前我们以前常说的“父子”、“母子”、“父女”、“母女”或“父母子女”都不如“亲子”概括得全面简洁。
然而，虽没有人能对借词本身提出疑义，但随着使用的频繁，伴随出现了借词的乱用、滥用和滥造外来词的诸多现象。例如：中国亲子网上推荐了一本“亲子”刊物——《亲子》，介绍时说是“0－3岁育儿宝典”。既然是育儿宝典，只能是父母一方参与，“子”是缺席的，那么就无所谓“亲子”了。
由于亲子教育（20世纪末期在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地兴起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的兴起，伴随着这个词语的滥用、误用，“亲子”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义项也产生了，词义和词性都发生了改变，这与“亲”本身具有“血统最接近的”和“跟人亲近”的义项不无关系，但何时发展为“培养教育子女”的意思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成因分析
1、客观地理环境和主观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地大物博，汉民族又长期处于封闭式、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中，这种客观的地理环境造成人们的自给自足和排外的心心理。相反，日本是狭长的岛国，物产资源不那么丰富，常需要进口一些生活必需品，这就使日本民族常常具有开放、能容纳的胸怀。
不同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也反映在了语言上。汉民族一向对外来文化有传统的排外心理，对外来语的吸收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引进外来语时，常用意译的方式，只有遇到新事物、新名称才不得已采用音译，同时也总是力图用汉语的习惯和构词形式对其加以改造、进行汉化。而且音译词在日后的发展中被意译词所取代，日语用汉语成分制造新词从文化心理上讲与汉语有不少相近之处,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日语新词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如“电话”一词,一经被人们使用，短时期便成了汉语的常用词语，与音译词“德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之相反，日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毫不保守，甚至现在流行的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词逐渐取代了日语中已经存在的用平假名书写的词语。这也是为什们日语中有两个“广场”，而汉语中只有一个的原因。
2、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语言自身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敞开胸怀，开始主动接受外来文化，伴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不同场合的语言表达也表现出不同的要求，因此外来词的引进正好适应了这一语言需求。再加上现代人大都求新、求异、尚洋，这也给外来词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亲子”一词的词义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
郭伏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汉语对日语词语的借用和吸收，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严格地说，借用和吸收是有区别的，借用只是偶尔或因特殊需要在汉语中使用日源借词，吸收则指日源借词实质上进入汉语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成员。[５]“借用”其实是史有为先生所谓的“介绍性应用” ，“吸收”则是“引进性应用”。从上文可以看出，“广场”、“亲子”早就收录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而由它们发展而来的新义项也已经或正在转化为“引进性应用”。
四、结语
借词是语言相互接触留下的轨迹。词语借用本身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交流在语言上的反映。汉语的日源借词之所以具有如此的特征并非偶然，它同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而这些借词进入中文后，其意义始终处于流变之中，甚至有些至今仍不能完全定型，仍有被误读的可能性。分析它们的词义流变，实质上就是考察它们在中国这片新土地上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性和与传统文化思想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抵抗的过程。用高宁的观点解释就是“一个外来词诞生后，不变的只有它的书写形式，其意义仍处于变化之中；它一直就没有放弃过‘语义新词’的身份，并始终参与对世界的诠释和创造。”[6]
注释：
[1] 王力.《汉语史稿》[M]. 科学出版社，1958
[2] 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D].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3]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 商务印书馆，2005
[4] 亢世勇.《新词语大辞典》的编纂[J]. 辞书研究，2003
[5] 郭伏良. 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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