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面，她们充当满足男人性欲、为鸨儿赚钱牟利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极低；另一方面，她们又在外貌、心灵、才情、人格等方面显示出“人”的高贵。她们是以自己的性格和命运实现了“卑贱”与“高贵”这两种极端的统一和融合。
（一）．卑微如物，高贵为人
不难发现，在明代小说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中，最为丰满、最为精彩、最有价值的，恰恰是那些沦落于秦楼楚馆、花街柳巷的风尘女子。然而，在社会通行的价值认可上，她们的社会地位似乎比乞丐还要低一等。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瘢”，但“表子是末节”却说得是再明确不过了。至于孙富开导李甲说，如果携风尘女子杜十娘回家，必然有辱门庭，大伤李甲父亲的地方声望，进而不得见容于其父的贤亲贵友，“异日，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胞不以为友”，再进而，李甲本人也“无立于天地之间”……这固然是“居心叵测”的“离间计”，欲将美丽的杜十娘占为己有，但也的确道出了世人以风尘女子为贱的共识。并且，不仅这些风尘女子本人，就连她们所馈赠的东西亦为人所不齿，好在她们都有自知之明，她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这种“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故往往以“贱妾”自称，承认了自己的现实地位。所以，对于男人来说，风尘女子只是宣泄、满足性欲之“物”；而对于鸨儿来说，也只是赚钱谋利之“物”。像玉堂春仅首次被梳栊，就为其鸨儿“赚取银子二百多两，尺头四匹”，“仅在王三官一人身上就替鸨儿赚利三万两银子”。更甚者，她们可以被买来卖去、迁徙流转，虽然价格不等、方式有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其中所依据的绝不是她们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更不是她们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理性判断，而是如“物”一般的卑微罢了。
但是，也正是这些“卑微之物”，又具备和显示出人的高贵，并且，这种“高贵”在明代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而又生动的体现。
首先，这些风尘女子往往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外貌美。女性的外貌美，是人们对女性欣赏的前提之一，无论是男性观赏女性，还是女性自身观赏，其审美标准首先关注的就是外貌。故而历代文学作品中的美女描写比比皆是，创造出了数不清的艳丽可人的美女形象，明代小说中的风尘女子亦不例外。小说作家们总会以饱蘸的激情、如花之妙笔，竭力铺叙她们的妍媚艳丽、容色鲜润、体态健美、光亮夺目。如对玉堂春的容貌，冯梦龙便是这样刻画的：
……鬓挽乌云，眉弯新月；肌凝瑞雪，脸衬朝霞。袖中玉笋尖尖，裙下金莲窄窄。雅淡梳妆偏有韵，不施脂粉自多姿。便数尽满院名姝，总输她十分春色。
可以说，玉堂春算得上是上等的风尘女子，当然美丽无比，作者充分展示她的生理姿色，溢美之、颂赞之，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即使是下等一些的风尘女子如赵春儿，作者也未轻描淡写，同样给了她一个“花娇月艳，玉润珠明”的描绘。这些描绘虽有雷同之嫌，却无不透露出作者对自己笔下的这些女性所饱含的深情和赞美之意。明亮的眼睛、白嫩的肌肤、可人的容颜，初中数学小论文是展现女性美丽和价值的重要条件，也是女性之所以光艳照人的宝贵资本。外貌美，是女性自然美的显著特征，更是令男性为之倾倒并追求的原因所在。《诗经》之首的《关雎》，开宗明义就写了男子选取女子的标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诗正义》引王庸注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心善容貌又好者是“君子好逑”，可与平等相爱（“瑟瑟友之”）。因此，明代的小说作家所描绘的风尘女子形象，自然也没有越出前人的窠臼。但是，他们依旧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前人所竭力铺陈的女性轻盈娇弱的体态、珍贵华丽的穿戴妆饰的描写，而是极力突出对女性自然之美的刻画。并且，除了直接描写手法外，明代的小说作家们还运用了不少间接描写手法，层层铺陈、步步渲染，使风尘女子的外貌大放异彩，可人形象引人遐想。如对杜十娘，作者便这样写她：
那杜十娘……今年一十九岁，七年之中，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息。
5/10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