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明代的青楼文学,尤其是明代小说便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平等意识觉醒,而又物欲横流、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的明代世俗社会的画卷,而这恰恰正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社会文化的必然冲击。
1.平等意识的觉醒
明代表现文人名士情趣的青楼文学作品依然充斥文坛。明中叶以后,受阳明心学和启蒙思潮的影响,这类作品也逐渐透露出或多或少的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形成对封建纲常和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加之商品经济的影响,文人举子在思想意识上便有了新的转变,开始对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固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有了新的认识,并会为处在女性世界最下层的风尘女子立写传书,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和艰难生活抱以同情。一时间,敷演风尘女子恋爱题材的小说颇受平等意识的影响,出现了重视爱情,不计身份的思想倾向。
《拍案惊奇》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遣音,苏小娟一诗正果》的故事是以诗“青楼原有掌书仙,未可全归露水缘。多少风尘能自拔,淤泥求解出红莲”开场,即富有为青楼女子翻案之意。其写赵不敏与苏盼奴之关系,也着重表现两人的相知恩爱。赵不以苏身处烟花而稍轻视之,苏亦不因赵囊中羞涩而首鼠两端。相反的,苏盼奴与赵司户却是相亲相爱、难舍难分,并决心要跟着赵司户从良。后因赵司户去外地做官,从良手续拖了三年没办成,期间她不接一客,足不出门,等着赵司户接她。而赵司户一走再没有音讯,苏盼奴竟然相思郁郁而死。其实赵不敏在襄阳任上亦是相思成病,招堂弟赵院判晤面,诉说未能替盼奴落籍之恨,兄弟间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创作主体所达到的认识水平:
院判道:“哥哥且请宽心,哥哥千金之躯,还宜调养,望个好日。如何为此闲事伤了性命?”司户道:“兄弟,你也是个中人,怎学别人说淡话?情上的事,个人心知,正是性命所关,岂是闲事!”
赵司户在病入膏肓之际,仍能把对一个风尘女子的爱情看作性命相关的大事,不问女方卑贱身份,不因自己的升迁而改变初衷,这种看法却已超出了士大夫阶层对爱情婚姻、青楼女子的传统认识格范,具有了平民化的反封建色彩。也正因为苏、赵二人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知重的基础上,所以故事的审美意蕴也就有别于一般的青楼小说了。
另外,《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则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构思来反映了社会平等意识的觉醒。历史上的风尘女子大都离不开风流倜傥的士人书生,政治论文范文而秦重却是一个例外。他没有门第、财产、学识,也没有相貌、气质、风度等优势,他只是一个走街串巷、老实厚道的小商贩。然而,“堪爱豪家多子弟,风流不及卖油郎。”是瑶琴和秦重共同创造了不靠父母媒妁之言、不靠相貌和功名,并摆脱一切外在条件,逐渐生成以互爱为唯一纽带的纯粹情爱。如果说,烟粉世界中的花魁娘子与至俗至贱的卖油小贩喜结良缘,能满足市井驵侩的猎奇心理;而诚实向善、必有好报的因果寓意也与市俗社会的道德信仰符契若合,那么,撇开这些传奇的因素,小说情节本身便披露了一种崭新的信息,那就是对以前的女子是男子的附庸品这一观念的大胆怀疑。这种怀疑不仅来自作家的创作思想,还表现在身价千金的对象主体莘瑶琴与走街串巷的秦重身上。由此,我们便不难发现明中叶以后在资本主义萌芽下觉醒的平等意识。
2.择偶对象的转变
青楼文学在唐宋主要是表现名士举子与风尘女子的交往,抒写的大抵是文人士大夫的浪漫情怀。而风尘女子也主要是服务于士人,她们的仪态修养、谈吐服饰,都要与士大夫的好尚相适应;义利之辨、雅俗之分、美丑之判,也大抵认同于士大夫的标准。然而,这种以士人与风尘女子为主、注重高雅情调的传统的青楼文化格局,在明代中叶以后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下,逐渐发生了嬗变。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地位有所提高。《明经世文编》卷一四四中说:“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明代中叶以后,商人的足迹更是遍于大江南北,在全国各地的商品流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的转运贸易活动既密切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也是自己的囊橐渐渐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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