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老舍辞世前数月与英国友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道出他与革命的关系。但厚重的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诟病使老舍从文化性格上予以革除。这种必然性与老舍的思维编码中所折射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键词：革命，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思维
老舍辞世前数月与英国友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道出他与革命的关系。“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老舍以淡淡的言词道出心声，但其中蕴涵的感情色彩是浓厚的，它几乎可以囊括老舍的一生。他毕生经历了由同情革命到拥护革命而试图靠近革命却始终不能融入的心酸历程。在“不能真正了解革命”的一声叹息里，老舍向革命靠拢的自信和渴求变得无力与黯淡。
一、观日与逐日的认同
对于革命，老舍并非一开始就持认同态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拯救民族国家，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在老舍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的观点。如何实现真革命，这正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所主张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1]
抗战期间，老舍毅然地参与到全民抗战之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身份。尤其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时，老舍表明了他的立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2]这一时期，老舍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思想，他的政治革命立场是民族立场。
全民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陷入了内战。老舍看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3]尽管对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党派性质有所了解，老舍仍有意无意地淡化党派色彩，全民的利益于他来说才是固守的理念。1949年6月，远在美国的老舍听闻上海解放的消息后，兴奋地对友人说：“中国不久将获新生了……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4]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受国内众多作家诚意相邀回国的老舍在离美前夕向美国友人表示，“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5]但是回国后的他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并不能说老舍回国前的“三不”有着矫揉造作的成分，在美国讲学数年的经历能否被新政权所容纳和接受，这正透露出老舍的内心的跌宕起伏与惴惴不安。
回国后，老舍亲眼目睹了新政权给人民带来的另一重天。他深深地折服于共产党和新政权。老舍由不带党派色彩的立场到回国后钦佩共产党这一态度的转变正说明了他对革命的逐渐认同。在《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地战斗作用――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身为北京市文联负责人的老舍号召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文艺上和资产阶级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提高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这些有着浓厚的主流色彩的话语符号隐喻了老舍追赶时代的政治姿态。但紧跟时代的老舍隐约中有着苍凉的孤独感与忐忑不安的情绪。1959年，开明书店筹划出版《老舍全集》时，老舍不无忧虑地说：“老巴（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6]
当老舍以满腔的热情歌颂新社会，拥抱新政权时，内心却深藏着心酸与隐忧。老舍犹如孜孜不倦的逐日者，崇拜日神使他试图紧跟太阳的足迹，但当他一旦靠近时，太阳炙热的火焰却使他始终难以近身。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虽然工作勤勤恳恳，却连《文艺报》的赠送权都没有。他的秘书葛翠琳曾就这一事坦陈：“这件事说明，老舍是文艺界的散兵，他不在某些文艺圈子之内。”“老舍很以作新中国主人而自豪，他事事尽心尽力，希望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在文艺界似乎给他一种感觉，他始终成不了主人。”靠近政治中心的努力不仅没有让老舍完全地融入主流中，反而在阶级斗争的气浪中违心地斗争别人，也被别人所斗争，最终在革命热焰的急速膨胀中走上了决绝之路。
二、“铁肩担道义”的救赎心态
旧貌换新颜的北京风貌曾使访美归来的老舍欣喜不已。他以狂热的激情歌颂新政权，写下很多配合政策的文字。但仅有激情却“对革命没有真正了解”的老舍陷入痛苦和迷茫中。在茫然中，他开始回忆遥远的来自乡村式的老北平清新的风。《茶馆》、《正红旗下》正是老舍深情回眸往昔绘制的五彩的梦。在老舍曲未尽弦却断的无限伤感中，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老舍对百姓的牵挂，对政权的信仰却是为我们所深知的。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对知识分子形象有这样的概括：“特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他们往往在权威与民间上传下达，却并不委身于两者间的任何一方。他们向社会传递着权威的声音，洞悉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但站在民间立场上，他们又会思忖甚至质疑权威。知识分子天生有着悲天悯人的救赎感和义不容辞的担当感。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说什么。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也正因为此，萧乾谈论老舍之死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如此概括：“我只想说一句话，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都太天真了，总以为自己是谁，到了谁也不是。……也无奈，大概是政治体制和士人性格两者使然。”这一概括道出了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救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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