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深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常常徘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矛盾之间，其法治思想中，“理性与现实的矛盾表现的相当明显，他设法在理性与制定法之间寻求一座桥梁，以自然法与人定法的理论去解决这一矛盾，最终创立了良法理论。在他看来，良法并不等于人定法，而是自然法的代名词，它代表着人类的理性和智慧，以城邦的整体利益为其终极关怀。”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在法治方面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给后世有深远意义的观点，这是毫无怀疑的；但是如果就说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彻底的法治论者，反对人治的一个法治论者，这是有失偏颇的。
同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并非具有普遍适用性，一个国家是否采用法治要和具体的国家政体形式相结合，有的国家则不适合实行法治。然而在现代国家治理理论领域中，法治无疑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目标和方式，即便是当今世界上的君主制国家采用的也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其君主不过是没有实际治理权力的国家的象征。可以说，法治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普遍追求的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因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法治思想明显带有时代局限性和法治精神的不彻底性。
五、良法标准的不确定性和不全面性
亚里士多德最早明确提出了“良法”问题，金融保险专业论文他认为良法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形式意义上的标准，一个是实质意义上的标准，这是其对法治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在现实生活中到底什么是良法，良法的标准还是很不确定性，而且也不是很全面。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否符合城邦中的“善”以及是否能促进“善”的完善是评价良法的一个客观的标准。他将城邦和谐的秩序概括为“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城邦的目的是在促进善德”，城邦的法律要成为“良法”必须符合城邦的“善”，并且能够促进城邦的善德。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一种纯理性的、纯精神的理想的道德境界。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其良法的标准最终归结到要符合城邦中“善”，只有符合“善”的标准才能叫良法。而要用这个纯理性、纯精神的“善”来衡量良法的标准，无疑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我们知道法的生命在于运行，而法的运行在于讲究程序的，而亚里士多德在提出良法有两种标准的时候，却没有提及第三种标准，“亚里士多德虽然率先提出了良法的实体标准和形式标准，但未能提及程序的标准”。而法律程序在法的规范构成及其整个法律体系的结构和运行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程序既无法治，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程序的价值得不到体现，将会导致法律形同虚设，因而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出良法的程序标准是其良法标准不全面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良法的标准，但是由于其标准的不确定和不全面性以及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良法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城邦的实践。如他曾寄希望于亚历山大来帮助希腊城邦恢复和谐的秩序，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君主统治的夭折，使得他转而求次于现实中的共和制，并以共和制的理论来实现他的理想，然而他的共和制的理论仍然相当狭隘，它排除了占人口绝人多数的奴隶、商人和农民的智慧与意志：主张由少数有德并有治国才能的贵族来对城邦进行统治。这在当时阶级矛盾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纵观古今，我们发现“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中那些合理的成分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提供借鉴，然而也对其法治思想理论限度要有深刻的认识，在汲取其法治精神精华的同时，要剔除其糟粕。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倪正茂《法哲学经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年版
[4] 李 龙《良法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版
[5] 占茂华、冯引如《论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局限》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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