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和谐社会并非是没有矛盾与冲突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它具有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机制。法律无疑是重要的调节机制，而合理公正的程序是现代法制的中心。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打破原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自觉地建立和健全公正而合理的法律程序。
关键词：法治法律程序，社会转型
中国自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打破了原有的“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格局，逐步转向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市场经济模式必然要求社会关系以契约为中心，构筑平等、公正的社会秩序，依靠理性而完善的法律体制促动社会发展。
转型时期中国法律发展存在什么问题，百端待举的中国法治建设从何处着手才能纲举目张？笔者认为，建立合理公正的法律程序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我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价值中立、操作性强的法律程序对目前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制度不力的现象是一剂根治的良药，也是中国社会实现法治主导的现实选择。
一、合理公正的程序是现代法律的中心
在西方历史上，法治与宪政总是紧密相联。“宪法至上是法治状态中的最高表现”[1]，宪法至上原则是通过“正当过程”才得以由纲领性口号真正实现为宪法条文，其内容严格规定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和行使职权的程序及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三权分立的制衡体系有效运转也主要是通过程序进行的；宪政的历史是权利斗事的历史，而程序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尤为凸显。
首先，公正合理的程序是真正实现权利对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民主和法治意味着对自由和权利的弘扬以及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而民主法治的真正核心是程序至上。程序是公正、公开的，它使民主运行的第一步就向社会展示了透明，扩大了社会参与的范围和程度，同时，在各种利益集团自由对话的氛围中，为立法者提供了充足的信息资源毕业论文，可以说，以权利制约权力为内在精神的西方宪政法治的取得就是市民社会权利与政府强大权力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恰恰得益于正义程序的协调与保障。因此，美国大法官福兰克弗特说：“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2]
其次，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离不开有效的程序性约束。在法治下，政府权力具有了法定的界域和限度，但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诸多主观上或不确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权力很可能发生变异与转化，钱权交易，腐败靡生。因此，对于权力的行使必须给予规范和约束，不能忽略对权力运行的监控。如果政府权力的运行没有程序性的约束框架，不限定其运行的方式，那么对于权力的法定限界就变得毫无意义，只能使我们再一次陷入人治黑洞的危险。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曾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基本区别。”[3]
再次，程序性法规实现权力间的协调与制衡。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在西方宪政上源远流长。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提出过“分权”、“制约”等问题，亚氏所说的免除党派之争的“中间形式”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一种公正而合理的程序，亚氏对于“议事”、“行政”、“审判”三项机能之间的协调所采用的方案：“抽签”、“选举”等实质上也就是通过公正合理的程序规则达到有效解决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制衡。三权分立原则最彻底的表现是美国宪法，其中有关权力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机制几乎都是以程序性规则为基本内容的，都是通过程序才得到了可行与保障。通过程序的协调而达到制约与平衡的机制是对国家政治权威及法治的保障。
最后，以程序捍卫公平正义使公民权利得到真正保障。“中立性的基本含义是在纷争和对立的各方之间的倾向于任何一方的立场和矿度。它蕴含着理性、公允性、客观性、无私性”[4]和公开性。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契合、具有价值中立性的程序可以排除恣意因素的干扰，保证了决定的客观正确，程序公开透明的特质使整个过程至于当事人、利益集团以及公众的监督之下，有效防止腐败滋生。当代正义理论集大成者罗尔斯对正义作了系统的分类，其核心是倾向于程序的正义，尽管在罗尔斯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了“不完善的程序公正”的存在，但借助于程序公正的正当化作用，采用法律拟制，则“理论是不完善的程序公正，在制度上却作为完善的或纯粹的程序公正而发挥了作用”[5]，确保了正当结果的可能。
二、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何种法制
中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传统社会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决定了审判是行政的一个环节，审判程序按行政原理设计运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万能观念、国家本位主义加深了这种传统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强调实体的合法性、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却忽略了程序建设在民主法治建设中的枢纽地位。
程序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灾难，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禁要蔚然概叹。那连一个法制社会都算不上毕业论文，纯粹是一个非理性的人治社会，尽管1979年后，我国相继出台了众多的诉讼法、立法法等程序法规，但对于程序的关注仍然非常不够，程序法中仍然体现了浓厚的“国家本位主义”。公民厌讼虽然原因迥异，但缺乏程序主导而导致的包办、请示、庇护、敷衍塞责、官官相互、基层行政“黑箱”操作等腐败现象使公民权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满足，乃是权力约制、权利实现的最大的障碍。在现代法治中，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没有公开的程序，就很难有公正的结果。
“转型”、“初级阶段”准确地概括了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类型由人治型转向法理型。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在崩解之后寻求再生和重建过程。在时代呼唤民主的转型时期，我们首要就是要建立一套合理而公正的程序。西方一位宪法学家说过“如果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民主和法制的所有成果，几乎都是程序法制的副产品”，更有国内法律工作者直接指出：“如果没有实体法制，但却有一个好的程序法制，我们仍然可以实现理想的目标。”[6]
完善而又合理公正的程序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个应然事物，却又是一个万众呼唤的时代强音。影片《被告山杠爷》就是国家本位（在农村可以理解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党权本位）在中国基层组织的微观体现。尽管山杠爷人品好，受人尊重，但他在处理民事纠纷时所造成的悲剧不就是缺乏有效而合理的程序所导致的吗？如果不是依据权大于法的传统，而是依据“程序先于权力”，公开公正的程序必然限制行政官员（山杠爷）的肆意专断，维持法律的稳定和自我完整；如果过程是公开公正的，在所有的程序终了之时，即使结果并不必然公正，当事人寻求公正的愿望至少在“给一个说法”的意义上得到了满足。
三、中国法制建设中的程序建设
民主时代是程序的时代，法治建设必须依靠严格的程序制度，在程序正义和程序合理性没有得到特殊关注的今天，加强程序建设迫在眉睫。
1．程序先行。没有铁轨就没有飞驰的列车，没有合理公正的程序就不可能有公正的结果，在看到程序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之后，我们应该重构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中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关系，程序在先的观念必须强调。如果说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法观念的重塑与弘扬，那么程序优先的观念则具有同等的地位。
2．完善程序系统。不能说中国设有程序法制，中国程序法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不完备性和非体系性。程序不完备，在我国现实的法治状况中随处可见，只注重权利义务的实体规定，忽视程序上的监督监控；只设定权利义务的内容，而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按什么方式进行追究却残缺不全；事前程序复杂、事后监控忽略不计只能产生效率低下、监督无效、腐败泛滥的结果。因此，在各项法制建设中毕业论文，必须加强实体法中的程序建设，以程序规范为中心，这不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国程序建设的现实选择。
3．保障程序法律制定者的积极广泛参与
现代程序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人参加决定过程，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具有充分对等的自由发言的机会，从而使决策更加集思广益，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共鸣和支持。在多元利益突显，个人权利张扬的法治社会，公民关心自己的利益，要求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而权利的主张与保障只能通过参与的过程达到实现，同时程序的本质特点既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实质性，而是过程性和交涉性，在交涉过程中，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一旦取得合意，既使结果并不必然公正，但它所带来的广泛服从显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程序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如果说现代西方法治序幕的规则。中国目前对于程序建设的紧迫用荆知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既通过形成强化法的中介机制来扬弃行政命令与民间调解的苟合，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公正而合理的法律程序。”[8]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J].法学评论，1995，（6）
[2]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张昌文.法律至上，程序中心与自由本位——现代化法律的三维透视[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5）
[5]肖建国.程序公正研究[J].新华文摘（政法），1999，（10）
[6]江必新.用程序捍卫公平正义[J].新华文摘（政法），1999，（10）
[7]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政成长[M].台湾：正中书局印行，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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