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见，向秀、郭象在名教与自然关系探索上更加回归自然本义，认为如此才能做到精神上的逍遥。关于《庄子》的“逍遥义”，向秀、郭象认为：
夫大鹏之上九万，尺鹌之起榆坊，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茍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着不失其所待，则同于大通矣。
由此可以看出，向秀、郭象认为大鹏与尺鹌虽有大小之别，物性之别，各任其性，即是逍遥，而且“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向郭二人在对待名教的态度上已有所转变，虽然政治名教之途有着让人厌恶的虚伪与险恶，但并非意味着其中没有逍遥之地。也正如《世说新语·德行篇》中乐广所言：“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后亦可从向秀在嵇康、吕安被诬陷杀害后，改其前志而从政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名教即自然”的思想在向秀的从政行为中得以体现。
自从向秀、郭象注《庄子·逍遥篇》之后，流行一时，叹未曾有。然并未尽解逍遥之义，后有支道林的《逍遥论》在义理上超过向秀、郭象的研究。支道林认为：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鹌。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鹌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
由此可知，支道林将逍遥义提高了更高的理论层次，并指出鹏、鹌各任其性的不足，认为“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鹌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可见，鹏、鹌的各任其性，并非庄子所推崇的至人的理想人格。支道林认为庄子只是借鹏、鹌之言行以喻至人之心也。支道林并以此进一步指出向秀、郭象注《庄子》的不足：
若夫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此向、郭之注未能尽。
支道林认为向秀、郭象的逍遥义只是盲目乐观地自我满足，“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并未真正的达到至足。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向秀、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的观点亦只是为满足于现状的自我心理调合，并非真正是庄子的逍遥境界。据支道林的观点，鹏、鹌虽然各任其性，然其各自亦有所失，并非真正的逍遥。可见，向秀、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的观点，从义理上与庄子所谓的逍遥境界有着很大的差距。
那么，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何关系呢，如何才能做到逍遥呢？支道林认为“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可见，名教与自然在至人之心目中，皆是物，并无区别，然至人能做到“物物而不物与物”，亦能达到“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的看似逍遥而实无我、看似玄感而实不为、看似快速而实不疾的圆满境界，由此可推知，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辨题的争论也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二者关系无论是何种结果，亦已违背庄老“无为”、“自然”的真谛。不可执著于此，一执著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已经是有为，已非自然，而是另一种变相的名教。
综上所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魏晋玄代士人引为荣的时代辨题，却以失败而终。因为魏晋士人从主体行为上倡导自然，崇尚清谈，已经违背了自然的本义。无论名教本于自然，还是名教即自然，皆是在现实中利用逃避等方式来寻找一种精神自足，只是“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的愉悦，而并非庄子的逍遥。名教与自然是一对矛盾性存在，主张自然，就不能避开名教的，否则自然也不能称之为自然。因此，名教与自然的这个时代辨题，从开始之初已经锁定了其失败的命运。而支道林的逍遥义则又显得更加玄远，让人遥不可及，但笔者更加赞同支道林的观点，因为逍遥本身并非脱离这个世界去逍遥，而是当下的自足。“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