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方克立先生。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
论文关键词：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
方克立先生，湖南湘潭人，1938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之子。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1]1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港台及海外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并引起极大的关注。主要论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主编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
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方克立先生对中国哲学有着厚重的情感。在所写的大量学术专著中，在所作的大量学术演讲中，他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对现代新儒家存在的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先生对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致思确立了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精神方向。在两十多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先生学思精严、规模宏远、成绩斐然。然而，限于文章篇幅与个人学识研究，此文谨以先生学术思想之部分即主持编写现代新儒学丛书、现代新儒学综合性论述及现代新儒家的个案分析为研究主体。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
一、主编现代新儒学丛书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大陆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勃兴才日渐浮出水面，因而其研究路向尚处于探索阶段。在一次访谈中，方克立先生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理论方向。“我们自始至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价，首先详细占有资料，然后对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观点作客观的认识和评析，既肯定其学术贡献，又批评其理论失误”。[2]371在先生看来，树立正确的学术立场，占有详实的原始资料对展开与深入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分必要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在学术立场上，先生曾以三句话来概括对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态度：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简而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采取更加严谨、客观、分析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廓清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致思。
在资料收集上，作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先生提出具体详尽的研究思路：首先系统地搜集整理最基本的资料，然后进行系列的专题和专人研究。自现代新儒学研究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以来，先生主持编写了大量研究丛书。⒈研究论集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集，是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出版。⒉编辑论著 现代新儒家论著的编辑工作分成“学案”与“辑要”两个部分：一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家学案》分上、中、下三册，详实地展示了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成果。二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则侧重于港台及海外现代新儒家理论成就的介绍。⒊研究丛书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由于体系庞大，故而分成两类：专题系列研究由辽宁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主要有郑家栋《本体与方法》、韩强《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武东生《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等；专人系列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涵盖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钱穆、张君劢、马一浮、贺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现代新儒家主要人物。
二、现代新儒学综论
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地位，除了主持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还身体力行，撰写了大量综论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文章。虽然先生研究论文不是最多的，凭借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坚定的学术操守，淋漓尽致地勾绘出现代新儒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和总体风貌。从已发表的综论性文章来看，先生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范围，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及现代新儒学未来前景几个方面进行了周详深湛的研究。
1、现代新儒家的概念界定及发展历程。方克立先生认为，由于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尚在起初阶段，还不能对现代新儒家下一个精准完备的定义。事实上，由于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概念理解不同研究，人们对哪些人是现代新儒家，哪些人不是的问题尚存在较大分歧。当代学者李泽厚、刘述先、陈鼓应、张岱年对哪些人是现代新儒家提出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经过多年的探究、历史的考察和逻辑的推演，先生把现代新儒家定义如下：“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3]11基于此界定，先生确定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为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并以此为研究范围。
先生指出，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新儒家新生代领袖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曾多次指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贺麟属于第一代人”；“继续着他们的事业的学者，有熊十力在海外的一些学生，像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我们则属于第三代人”。[4]他大体上同意杜维明先生的划分理论，“这一发展轮廓的描述，我是基本赞同的”。[5]56在此基础上，先生从时间上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作了进一步规范：1920——1949年为现代新儒学的第一阶段；1950——1979年为现代新儒学的第二阶段；1980——至今为现代新儒学的第三阶段。
2、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理论难题及现实困境。先生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原始儒学、宋明儒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现代性”，即直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换言之，现代新儒学一方面认同传统儒学，另一方面“援西学入儒”，走融合古今中西之路。有鉴于此，先生把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四点：一、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二、中体西用的基本态度，三、道德形上的哲学追求，四、推重直觉的思维方式。
近来以来，中西文化之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挚爱传统文化，以“重建儒家价值体系”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 他们毕生致力于解决这些理论难题。先生以为，现代新儒家的努力与探索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但至今成绩不佳。他指出，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学术思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返本”与“开新”、“内圣”与“外王”相脱节的百年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新儒家在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仍未能作出有力的交代。
在先生看来研究，由于现代新儒家未能处理好儒学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他们提出的理论方略“陈义过高，不切实际”，[6]50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响应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并进一步指出，尽管现代新儒家中不乏饱学之士，也个个著作等身，名扬海内外，但在中国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群众基础，形成有效的新儒学文化运动，新儒学的影响基本上还停留在学院内和少数精英知识分子中间，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知晓何谓现代新儒学，谁是现代新儒家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面对这样的现实困境，现代新儒家如果不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深思，那么在今日中国遭受冷遇的状况将不会改变。
3、现代新儒学的未来前景。21世纪已经走过了整整10年，儒学在新世纪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儒学的现代命运是现代新儒家和每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人士共同关注的话题。作为极富现实感的当代学者，先生积极参与此问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他认为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两个问题。
⑴儒学的本质 先生认为，为了弄明白儒学的本质是什么，首先必须搞清楚儒学的属性。作为维护中国近两千年社会秩序稳定的意识形态，儒学无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发生学的意义来说，还是从其实质内涵和功能作用来说，儒学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地位都是不容置疑的”。[7]106但是，作为一个包罗万象庞杂硕大的思想体系，儒学融摄了大量先人对宇宙、人生、社会的认识成就，如重视伦理教化与道德修养、重视现实的人生、重视承续历史传统。这些成就既是先民对世界的理性认知，又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对儒学本质的辨析中要做到“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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