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其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是《决定》的又一大亮点。并明确提出“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关键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研究综述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把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列为“党的五大建设”，其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是《决定》的又一大亮点。并明确提出“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新要求，这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理论重大创新，进一步凸显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党建中的重要位置。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
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12月29日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表关于反腐的白皮书，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态度。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中西方社会根本制度存在本质区别，但面临反腐倡廉这一共性问题时，反腐倡廉建设应当积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论文开题报告。因此，当代西方国家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政治论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苗佳瑛认为，西方国家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主要有以下内容：1、反腐立法：禁止性法规、预防性法规、惩罚性法规；2、权力分立：建立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3、反腐利器：加强反腐败专门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4、优化队伍：建立现代文官制度，规范公职人员行为；5、道德立法：对政府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加以规范；6、体制外监督：形成内外监督的严密网络。[④]
金波认为，新加坡的廉政立法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加强惩治贪污犯罪的刑事立法；二是制定有关行政法规,规范公务员的行为，预防腐败的产生。其次，新加坡注意对公民从小就进行诚信和廉政教育，灌输忠诚和廉洁是一种美德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廉洁的政治文化和舆论氛围,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参与反腐败斗争。再次，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和精英治国战略，给予政府官员(包括政治领导人)以很高的薪水待遇，以减少他们从事贪腐行为的动机。最后，新加坡建立高效精干权威有力的专业化的反贪腐机构，对反贪腐工作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政治领导人大力支持反贪腐机构的工作，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运作的轨道，这是新加坡反贪腐斗争和国家廉政体系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经验。[⑤]
张本平认为，瑞典廉政建设的成就不在于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不是靠所谓的“三权分立”和多党选举，更不是靠高薪养廉，而是靠一套符合他们国情的以综合治理、注重预防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廉政建设体系，靠一种讲究公正公平的社会价值理念，从而确保了公共机构能够有效地接受公众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完善的立法体系，为政府廉洁从政和预防腐败提供了行为规范；透明的政治与行政，为政府廉洁从政和预防腐败提供了环境约束；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为防止政府滥权提供了制度保证；健康的社会道德理念，为建设廉洁政府提供了文化依托；福利社会和适当的高薪，为公务员廉洁从政提供了经济基础。[⑥]
鲍建国认为，当代西方国家受“主权在民”、“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权利制衡”政治理论影响，西方国家的廉政政策大致是按照廉政立法建设、廉政监督建设、廉政道德建设和廉政制度建设四个层面来加以安排。[⑦]
三、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窦效民、王良启、过勇认为，我国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2月―1992年9月)、深化改革开放时期(1992年10月―2002年10月)、当前阶段(2002年11月至今)三个时期。[⑧]
何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大致经历了：（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探索出不搞政治运动的端正党风、反腐败的新途径政治论文，为改革开放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行坚强有力的领导，逐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力度，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证；（3）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坚持反腐倡廉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证。[⑨]
原淑玲认为，改革开放开放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阶段：（1）标本兼治、侧重遏制（1978―1992），开辟了一条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重心是“遏制”；（2）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1992―2002），，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着手，积极推行制度改革，，重心是“治本”；（3）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002至今）重在“预防”，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使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关系更加明确，也使防治腐败的实现途径更加多样化。[⑩]
（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张惠新认为，我们的反腐倡廉制度还不健全，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重制定、轻执行的现象。[11]
尹清亮认为，现阶段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工作虽初见雏形，但构成体系的文件、法规、法律等制度相对分散政治论文，尚未形成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合围之效，实践中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在许多领域尚未完全形成一个衔接严密的制度性体系。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制度和制度建设的理解认识还不够全面、系统、完整、准确，以至于我们在制度思考的初始起点上就存有偏差。[12]
原淑玲认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于：（1）现行反腐倡廉体制存在的问题；（2）有关制度执行中的难点：执行主体的定位；制度的执行和操作（3）监督机制和监督渠道方面存在的问题；（4）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条件下，对一些问题和现象难以把握（5）纪检监察部门自身存在的问题：工作理念、内容、体制与形势发展不相符合论文开题报告。[13]
王正宇认为，当前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抓制度建设的氛围不够浓烈；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增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有待进一步强化。[14]
包心鉴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缺失和体制障碍要着眼于制度内，即从干部选拔制度、干部管理制度、权力分配制度、权力制约体制、权力监督体制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寻求原因。其主要表现：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缺乏民主的用人制度；尚不彻底的问责机制。[15]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反腐倡廉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立法缺失、没有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界定不清晰；制度体系不完善、不科学，执行落实不到位，实效性差；预防腐败工作制度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党政部门办事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影响制度的执行效果。[16]
（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考
温家宝在2010年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加强重点领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上指出，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推动反腐倡廉取得新成效。重点抓好以下方面工作：（1）强化政府投资项目和公共资金监管；（2）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进预算公开透明；（3）加强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反腐倡廉建设；（4）加强行政程序的制度建设；（5）加强政风建设；（6）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7）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何勇认为，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对党的十七大以后五年的反腐倡廉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工作规划》的贯彻落实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始终把查办案件作为基本职责。（2）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紧紧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工作全面开展。（3）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着力解决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人员素质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17]
张萃萍认为，要严格坚持和执行好廉政制度的创新，（1）首先要还权，以提升党内民主的透明度。发展党内民主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进一步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代表提案制度、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制度、巡视制度等党内制度体系。（2）其次要放权，以加强用权行为的自觉性。要按照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扩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3）再次要制权，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加以控制政治论文，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乃至杜绝权力滥用的现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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