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就完全可以解释六十多年过去了，德国的领导人可以屈膝下跪在二战纪念碑前向世界世界人民认罪并且在德国民族精神中摒弃纳粹思想坚定不移。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明治大帝之遗策”的扩张情结。
在新世纪，日本社会的精英对“遗策”的的千千结与民族彷徨感纠结在一起，自认为在痛苦的探索中找到了对明治目标的精神寄托——靖国神社。或许这是日本民族文明自身的无奈，但对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感情绝对是极大地伤害。原因在于任何一个民族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就必须要找到一个能凝聚人民正统信仰的集合点，只有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烈驱动下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国家目标，尽管这种民族认同的整合极有可能是建立在其他民族屈辱历史的伤疤之上。而在日本，有且仅有靖国神社是个“合格产品”。
这是因为明治维新之前，在中华历代王朝的光辉下，日本选择以中国为师，日本民族没能创造太多吸引世界目光的民族文化成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国充当的多是依附型角色。然而明治维新之后，在“明治大帝之遗策”的错误导向下，日本国开始积极侵略扩张不懈怠。特别是在二战期间，麻木不仁的战争组织发动者迎合了国内强力政治和对外扩张的需求，顺理成章的成了民族英雄，和天皇一道化为国家象征。
而靖国神社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250多万名官兵的灵牌。 可能对于日本来说，1978年军国主义右翼分子把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牌移入靖国神社中作为“为国殉难着”予以祭祀，把战犯和在国内战争中死去的官兵进行错误性捆绑更多的是国家利益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更不是智商问题。当然这种荒谬行径直接建立在伤害中国和世界其他友善民族的感情上。靖国神社这种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具有强烈而广泛的民族认同的特质终究演变为日本民族正统信仰的独一“分量”。可以这么说，如果日本全盘推倒自己过去的历史，承认历史丑行，那么便很难完成国民信心的重建。没有国民信心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国家信仰，那么要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的终极目的就更无从谈起了。
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为了从某种程度上实现“明治大帝之遗策”，达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有必要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展现在世界政治舞台，特别是对待那些经常指责日本错误历史观的国家和民族？这可能也是日本人认为最能克服民族心理障碍的方式。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日本政治家不管是以私人还是公职身份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固执中得到最直观的答案。看过电影《靖国神社》的人就会明白，小泉认为自己以私人身份参拜的是为祖国流血牺牲的人，并未提及甲级战犯。这种参拜对象的模糊性可以给日本社会造成一种再合乎情理不过的认识那就是小泉为靖国招魂的目的是为了鼓励日本人为国家目标奋斗而不是鼓励日本人去当甲级战犯。所以日本人不但会乐于接受这种名义上对民族发展有益的举动，而且一旦这种举动遇到类似反对和抗议的舆论时，不少日本人会激进的站出来替小泉说话，在潜意识里头维护靖国神社的“神圣不可侵犯”。小泉此举不失为一种用模糊的意识形态服务于现实利益的国家功利主义——日本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矛盾与悖论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关于中日关系当中的历史千千结。
中国政府强调日方深刻反省侵华战争中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继续推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而日本方面却总在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出尔反尔，含糊不定。这极大地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并冲破了忍耐的极限。愤怒以冲动的情绪外化表现出来，排斥日本的情结成了不少中国人心中的死结，并且这种敌对情绪在不断的延续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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