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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对民主党对华政策的批评则始于1946年底,几个月之后才扩大化。国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开始时,国民党的军事地位似乎不大令美国人担心。1947年3月和6月,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公布,二者都表现了美国政府在对外承担义务方面先欧后亚的倾向,这是主张优先考虑亚太地区的共和党人所批评的。
魏德迈使华调查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政府必须马上进行全面改革,一定要采取步骤改善中国经济。到1947年底,国民党面临的军事和经济形势更为严峻,美国国会又一次发生了中国问题大辩论。共和党人要求采取重大措施帮助蒋介石保住中国东北。1948年春,杜鲁门政府在“援华法案”问题上表示愿同国会妥协,是为了防止中国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白热化,妨碍杜鲁门竞选连任。
在应当耗费巨大资源“遏制苏联扩张”这一总战略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意见是统一的,而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是这个总战略的一部分。关于对华政策的两个有争论的问题是:应该给“援华”问题以什么样的优先考虑；旨在挽救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能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1947年至1948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丝毫没有改变美国政策的大方向。杜鲁门、马歇尔和他们的对华政策顾问坚持不肯投入太多的力量,又想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国革命的进程。辩论的影响在于,中国问题开始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美国决策者更难以调整政策,或暂时从中国问题脱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军方和国会内部反对派的压力,使杜鲁门政府愈加不可能选择一项比较现实的对华政策。例如,国务院曾对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可能性作过试探,但未能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党人大叫大嚷地反对。1949年底到1950年初,艾奇逊不愿暴露美国对台湾的控制意图,以免出现一个“由美国制造的领土收复问题”,但是美国军方却无意掩饰自己觊觎台湾的战略意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防部长约翰逊,还有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朝鲜战争前夕就已经对从台湾“脱身”的想法提出异议。
朝鲜战场上的中美对抗,大大提高了中国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重要性。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战略方针上争论的焦点,仍在于“共产主义危险”主要来自何方。在美国外交决策人物中,多数人不赞成麦克阿瑟的主张,他们认为苏联而不是中国构成对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1951年,布莱德雷针对麦克阿瑟的战略说:“红色中国不是一个寻求统治世界的强国。坦率地说……这种战略会把我们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虽然麦克阿瑟的主张未被采纳,重欧轻亚的外交侧重点也没有改变,但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加剧中美紧张关系的行动,却没有在美国外交界和政界引起多大争论。这种情况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失势有一定关系。有关中国的较为客观的观点在麦卡锡时期就受到严重压制,而对中国问题专家最沉重的打击,出现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后。杜勒斯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思想倾向都驱使他自觉地迎合国会里的共和党右派。结果在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只要是对官方对华政策表示过不满的中国问题专家,全部遭到清洗。连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工作过的二十来名美国记者也都销声匿迹。美国公众不再能读到有关中国大陆的较为客观的直接报道,更多读到的是对新中国的攻击和歪曲报道。
三、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斯大林对毛泽东一直心存怀疑，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复杂，一方面他认为中共的胜利可以加强他在远东与美国对抗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担心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利益会因此受到影响。代写毕业论文
毛泽东认为，虽然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苏联人仍然可以看做是中共同一战壕中的战友，而且比较起来，苏联将是新中国最可靠的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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