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妓馆在唐朝也是相当火爆的，除了长安的平康里外，成都府的散花楼，河中府的熏风楼、绿莎厅，扬州的赏心亭，郑州的夕阳楼，都远近闻名。消费对象主要是官吏、举人、商人，骆宾王《帝京篇》中云:“王侯贵人多近臣，朝游北里暮南邻。陆贾分金将宴喜，陈遵投辖正留宾。……侠客珠弹垂杨道，倡妇银钩采桑路。倡家桃李自芳菲，京华游侠盛轻肥。”妓馆的业务是丰富多样的，乐舞是其中一项，“其动因与目的，则皆在生活困苦，求缠头之赠，以资艳注耳。”这句话实实在在的道出了乐舞艺人表演的动机，并非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生活所迫，为了求取物质保障，这也就是它能保持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乐舞表演者为了求取生存而保留着乐舞的商业性质，而这种商业性质恰好完全适应了唐末的商品经济。
寺院中的雨雾表演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唐代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中心，更是群众的娱乐消费场所，在长安，有道场，歌场，变场，戏场，宋·钱易《南部新书》戊说：“唐大中年间，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⑧元镇诗《哭女樊》云：“腾踏游江舫，攀援看乐棚”，此乐棚当为露天戏场台上方遮蔽风雨之棚。可见歌舞戏曲的表演有了较固定的演出场地，这就更加有利于观众的集中和收取费用。公主到慈恩寺看戏的故事就说明了戏院的乐舞演出的受众已经扩展到了上层社会，尤其是在进行教义宣传，俗讲等宗教活动时，寺院会加入丝竹歌舞、百戏幻术等娱乐节目，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信徒，这样，寺院就必须雇佣民间艺人来参加，既然是雇佣就得付一定的酬劳。另外，任半塘在《唐戏弄》中指出了寺院伎艺表演的性质，“慈恩青龙诸戏场，露天居多，设备简单，乃卖艺性质，凡入场者须纳货。”唐·薛用弱《集异记》说:“寺前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⑨这就可以说明乐舞市场是非常广阔的，而庞大的观众群体更是可以为乐舞表演者和寺院带来不扉的经济收入。
（三）民俗生活中的乐舞经济
民俗生活中同样存在商业乐舞表演。唐代民间祭祀舞，有“巫舞”，“傩舞”，女巫们穿街走巷，从这村到那村，处处可见他们的踪迹，刘禹锡《梁国祠》③912有“女巫箫鼓走乡村”，还有各种对巫舞的描写，“走乡村”不就是为了谋生吗？唐朝非常流行踏歌，有豪富为争得踏歌对唱之胜，甚至不惜以重金雇请善歌名妓。婚丧嫁娶中，民间历来有乐舞习俗，唐朝经济的繁荣，使得此风更甚，唐朝有专门承办此业务的行业。在婚礼佳期，娶妇之家，安排丝竹杂奏，鼓吹喧噪，以娱宾客而示庆祝。丧葬乐舞也是比较普遍的，唐长安城中有专门从事殡葬店铺的凶肆，里面配备了专门的挽歌演唱者。这种以挽歌为业现象不限长安等大城市。唐肃宗、代宗间，山东李佐在安史乱中与其父失散，后知父沦为“殡葬徒’夕，即迎回奉养，一日，佐父宴客:“市善《蓬》歌者百人至。初则列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燕露》一声，凡百皆和。⑩”从《全唐诗》的篇目来看，挽歌的数量非常庞大。婚丧中的这些乐舞现象，一直流传至今，特别是乡村仍存在为婚丧服务的乐班子。他们都会从雇主家得到报酬，作为经济收入的一部分。
唐代的乐舞在适应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在需要的前提下，随时都可以作为一种资本服务于社会上的各个阶层，从而获得酬劳，这也是乐舞表演者从事卖艺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注释：
本文所引唐诗，皆出自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版，下文不再注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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