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国学中的《论语》《道德经》《红楼梦》等等均有不同版本的译本,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并传承。但如此的论证,未免有些绝对。因为有的巨作虽然没有译成西洋语,但其自身的不朽的文本价值丝毫未受到损坏。比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着的《史记》和严复的《天演论》并无一人将其译成外语,但仍为后人景仰并传承长达一千多年,经久不衰,堪称世界文学瑰宝中的奇葩。可见解构主义视角下此论证的绝对性。那么,原著存在与否,并不绝对取决于其多种译本的出现,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著本身的内在价值。
2.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
由于解构主义倡导译者为创作主体,因此译者不再受到原作者创作意图的制约,而是具备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等等。译者愈是握有解构作品的万能钥匙,翻译文本的意指作用愈是无限的开放。(引自外国语,刘军平)因此在对原作进行文化阐释的过程当中,不同的译者会在自己的文化系统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翻译,那么对文化产生误读是不可避免的。
综上所述,解构主义视角下进行翻译,必然会产生文化误读或曲解。为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例如:“为什么不连皇帝的生日死日都算在里面呢?”(围城,钱钟书着)译文:Whydon’tyouincludetheanniversaryoftheYellowEmperor’sbirthanddeath?(KellyandMaoGuoquan)在此,两位译者不知是由于疏忽还是个人的文化观,对原句进行了文化误读。原因在于皇帝和译文中的黄帝在中国历史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皇帝是一个总概念,范围广,而黄帝是皇帝中的一位。因此作为创造主体的译者对原文曲解,从而产生了误译。
五、启示及重新思考
透过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翻译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而是组成语言现象的许多碎片。在翻译过程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译者的主体性,不再处于仆人的地位,但是物极必反,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适度,即在强调译者主体地位的同时,不能忽视翻译中的各个要素,如源文本,原作者。的确,每位译者只是在各自的文化系统内对文化差异进行阐释和解读,但是必须清楚如何驾驭,不能凌驾于客体之上,否则,译者偏离轨道,对原文缺乏充分的认识,并不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原作在译入语中也很难生存下去。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