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由表1得出结论,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平均处于中等水平。结合本次调查与数据结果分析影响因素。从表得知,A4安全因子与A5归属和爱因子均处于中等水平以下。分析可能的原因:一,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农民工从事缺乏相应保护措施的危险性工作,安全需要得不到保障;二,与农民工所处的社会地位紧密相关。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目前并没有完全被城市居民接纳,同时远离亲人,使他们缺少归属感,由此也削弱了主观幸福感水平。
4.2分析表2,就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而言,根据自尊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问卷等级评定分数所表示的意义,自尊分数越高,主观幸福感及其其他四个因子的得分就越高,也就是说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四项因子:生活满意度、情感体验、安全、自我实现存在显著正相关。自尊水平通过作用于以上四个因子来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分析如下,一,高自尊个体,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Diener等的研究中,自尊与生活满意读的相关高达0.47,本次研究与Diener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原因之一可能是亚洲文化与北美文化的差异,亚洲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个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更依赖于他知觉到的他人的思想,感受与行为等,而北美文化是个体主义文化,个体作为独立的行动者与他人相互作用,所以在北美文化中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会大于亚洲文化;二,高自尊个体,自尊需要得到满足,将会更多的从积极方面评价自己,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三,个体自尊水平高,会降低个体的心理恐惧与焦虑情绪,使个体有较高的安全体验;四,高自尊水平者有更高的自信,认为自己有价值,能够自我接受,从而体验到更高的自我价值。综上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四个因子的关系分析,得出结论:高自尊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反之,低自尊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较低。Diener的研究中,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Baron等研究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时,将自尊、愉快、压抑作为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也发现自尊与幸福感正相关。Kernis等考察了自尊水平、自尊稳定性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且稳定的个体倾向于有较高的心理幸福感水平。同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自尊与生理需求相关较低。这些结论提示我们,农民工的自尊水平是影响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只是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农民工的非结构性访谈和参与性观察,发现他们有着较好的精神面貌,并非人们一贯想像的素质低下。所以改变城市居民的偏见态度与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待遇,对于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健康水平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城市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4.3由表3得,壮工与技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即工种因素(工资收入因素)对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许淑莲,吴志平等的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中得出结论:就个人而言,收入状况与SWB无必然联系,与此次调查结果相同。原因可能:通过与农民工的非结构性访谈得知农民工最低工资为45元/日,足以维持个人基本生活需求,而且从整个时间维度看,不同工种的农民工已适应这种收入差距,从而削弱了了收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4经过ANOVA得出,不同年龄组的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差异,即年龄因素对农民工的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水平无显著影响。Diener等发现个体的积极情感从20多岁到80多岁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认知情感理论认为,老年人对生活总体的认知评价升高,提高了成就感或是调整了抱负水平,所以对生活满意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对我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SWB测查中,发现青年人群在评估SWB的多个维度上,均不同程度的高于老年组。这些研究的结论均与本次调查结果不同,分析原因在于本次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虽然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不论是20岁还是50岁,他们处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从事同样的工作,肩负着一定的经济使命和家庭负担,比如赡养老人或是供子女上学,并且都远离家乡,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以上诸因素可能是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的原因。同时在结果中发现,A5项归属和爱在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接近显著性水平(p=0.059),以31岁为界,31岁以上年龄组与以下年龄组特别是21岁以下存在较大差异,分析可能与婚姻状况(婚否)有关,处于成年初期并且未婚的农民工,在感情方面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归属与爱的水平会比其他年龄组低。
4.5补充分析产生本次调查结果的原因:性生活也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产生重要的作用,民工常年不能归家,性欲难以得到满足容易产生心理困扰,可能降低其主观幸福感与自尊水平。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样本容量有限,调查规模较小,有待后续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改进。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