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这样，社会才不会呈现出僵硬的舆论状态，幸福才有存在的基本可能。
在制度公正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是最不幸、占有社会财富最少的人，其基本自由与正当的权益也不会因为其不幸与资源占有的匮乏而受到伤害；即使是权贵富豪，也不会因为其权力与财富而可以为所欲为，得到自己所不应得的利益；即使是追求私利的人，也不会因为其追求私利而使他人、共同体的正当利益受到伤害，相反，他追求私利的行为在总体上还会给他人与社会发展带来益处。在缺乏公平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具有内生力的社会的，国民是不可能有幸福感的，因为公平的缺失将使人们不会有内在的生命活力，不会有进取和奉献的动力和创造的冲动。
所以，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普遍幸福，只有在公正的制度中才能得到实现。制度公正的社会规范与引导作用的机理，就在于这种制度本身是基本公正的，能够给公民带来现实利益，具有存在的合法性，由此，生活在此制度下的人们才能产生一种强烈的敬重感、责任感，并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创造幸福的现实行为。
2、提供个体形成健康幸福观的文化环境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明了客观环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有很大的重要影响。文化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总和，强大地影响着个体的幸福观和行为取向。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内在核心体现为待定的价值精神内核，构成这一社会和文化的凝聚力和认同标准，形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在社会转型时期，浮华虚伪、坑蒙拐骗的东西往往会趁虚而入，扭曲人们的心灵、败坏社会的风气，在这个过程中，优秀的文化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斗争中是不可缺的武器。
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衡量幸福的标准也不同。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就有什么样的个性（人格），就有什么样的幸福感。良好的进步的文化环境能在社会上形成健康高尚的氛围，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陶冶人的思想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从而激发个体求知的强烈愿望，升华主体的理论境界，使其更好地获得对幸福的认识、理解。
生活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社会中的人更容易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因为这样的社会以其个人主动追求幸福的能力和全面发展为基本动力，使整个社会拥有一大批精神愉快和行为高尚的人，能够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幸福。幸福就会对人们起到永无止尽的拉动作用，最终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幸福。
不良的落后的文化环境形成一种庸俗、病态、污浊的氛围，助长种种不道德行为，损害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个体也就不能够自由、自愿和自主地驾驭自己的幸福观和那些决定自身人格升华、获得幸福的各种外部条件。举例来说，当受教育者正处于形成自己幸福观的阶段时，如果一方面学校要求他的是刻苦耐劳、自立自强、乐于奉献等积极思想，而另一方面家庭或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他得到的是世故圆滑、唯利是图、一劳永逸等消极影响，这样教育目标出现了两极分化，根据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大多数受教育者往往就会倾向于安乐享受的家庭或社会教育而逃避严以律已的学校教育。结果必然是不但没有形成教育的合力，反而削弱或抵消了学校教育的效力。
所以，要提高社会整体的幸福观，就必须十分重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通过形成正确的公众舆论，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树立具有高尚道德的典型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等方法来形成一种主流的文化环境，以教化和无形的方式来影响人们的幸福观念。
三、个体应具有创造幸福的能力
以探索和求新为特征的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主体性的灵魂，它存在于人的所有工作和努力的领域中。只有创造才能摆脱自身与外界的疏远感，才能给精神以最高享受，幸福就存在于劳动创造中，离开了创造活动，幸福无从谈起。
感知幸福的能力和创造幸福的能力，是构成人的幸福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除了要具备感知幸福的能力外，还应包括创造幸福的能力。人人都向往和追求幸福，但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幸福。现实中一些人缺乏幸福的感受，无法察知自己所处的幸福情境而丧失幸福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创造幸福的能力下降却是主要原因，对幸福的过高期望和不经努力轻松获得幸福都会降低幸福感。对生活享受、对幸福的感知必须建立在创造的基础上，创造是享受的源泉，没有劳动和创造，就不能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条件。幸福的最高境界，不仅是对于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对生活的创造。从人的目的论本质出发，“有意义的生活必须是创造性的，这是因为人的目的论本质是创造性，否则人的存在目的不可能被实现。一个人如果不能自己创造幸福，我们也不可能分配或交换给他幸福。唯有创造，主体才更全面深入地参与生活，获得幸福的感受性也才能愈强。所以，幸福来自于创造，创造性是获得幸福生活的本质特征，失去了自由和创造性，好生活也只能是一种奢望。
当然，强调人的创造性，并不是说人的创造性在价值上必然是指向善的，是无限的。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