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莱恩·阿瑟在分析技术进步的演进轨迹时引入了路径依赖这一概念，即一个最初的、偶然的机会选择可能决定技术进步的最终演进路线。道格拉斯·诺斯则将这一概念用来分析制度的变迁过程，从而揭示了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等在历史演进中的自然逻辑。本文中，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资源型城市，由于正反馈机制的作用，逐渐强化了城市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其作用机理如下：
1.规模经济。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资源型企业多为资本密集型或中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初始资本投入量大，建立门槛较高，投资周期长，资金回笼慢。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单个企业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资本投入量与可变成本同比例变化，而生产单位产品所需的固定成本趋于递减，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开始下降，规模经济效益逐渐显现。同时，企业内部的协调、管理成本逐渐上升，直至企业由于规模扩张而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由此而产生的逐渐上升的边际成本，企业得到了规模经济的全部好处，从而停止规模扩张。
2.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在资源型产业内部，由于众多企业的聚集，单个企业的技术进步通过正式的技术转让合同或非正式的人际交往网络等渠道传入其他企业，从而迫使其他企业加速技术革新，以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与此同时，大批同类企业的聚集也刺激了专业人才的培训、聚集以及大批生产辅助、服务机构的内迁或建立。大量企业通过共同设立研发机构、人员互访交流、共享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构筑品牌优势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产生了外部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3.适应性预期。成长期中的资源型产业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企业大量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不断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改进生产工艺，增加资源型产品供给，提升矿产品质。当地政府部门则在短期内为促进地方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对资源型企业予以政策优惠和投入偏斜，导致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发生转移，从而削弱或限制了其他接续替代产业或具有潜在竞争优势产业的生存空间。
4.资源禀赋的制度文化悖论。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产业选择可行性集中，丰裕的自然资源导致了相对其他产业较低的机会成本，短期内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边际收益小于由此而产生的边际成本损失，这样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选择形塑了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正式制度、非正式规则以及心智构造的选择和安排。而这种选择又以背景元素的方式嵌入了经济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并遵从其内在逻辑自然流变。如浙江温州地带人多地少，贫瘠的资源禀赋对应于较小的产业选择机会成本，反而扩大了产业选择的可行集，低下的农业劳动收益和外在的生存压力迫使温州农民积极兴办副业或外出谋生，这种敢闯敢拼、勇于冒险的文化性格谱就了近代温商的创业传奇。
5.区域分工体系的固化效应。在较高层次的区域分工体系中，资源型城市处于区域垂直分工体系的低端，产业附加值低。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剧了资本对劳动、新材料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过分倚重于资源型产业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从而削弱了资源型城市单位经济体培育竞争优势的潜力。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工业制成品高价、原材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价值分配机制，资源型城市在不等价交换体系中蒙受了双重损失，在资源型企业微薄的利润空间中，较大比例以税收形式上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企业存留较少，城市在资源开发的鼎盛时期不可能积累起太多的资金用以培养接续和替代产业，削弱了产业及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自组织能力。
由于自增强机制的作用，在特定区域内，经济发展早期依据比较优势原理所建立的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起飞，促使特定区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嬗变，但在长期内由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善的信息反馈系统，城市经济结构缺乏弹性，系统陷入无效率状态。大量增加的沉淀成本和愈益沉重的社会包袱导致了发展后期较高的社会转型成本。基于产业转型的成本收益分析，高昂的转型成本使城市经济系统深陷于原有产业结构安排的泥淖之中，产生了沿原有轨迹走下去的趋势，最初的产业结构选择引致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
四．资源型城市产业特征分析
资源型城市均因资源的开采、加工而兴起，在城市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及其关联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一、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呈现高度的依赖性。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合理，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偏高。从产业的关联效应及旁侧效应来看，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产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后向关联效应较小甚至几近于零，前向关联效应以及旁侧效应也相对于其他中间投入型企业较弱，较弱的前瞻效应则削弱了资源型城市培育接续主导产业的潜力。因此，资源型产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小，感应度系数较高，其他产业的发展需要较多地消耗这些部门的产品，然而由于受到资源存量的硬性约束，对资源性城市经济的拉动效应较弱。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