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认为，陕北地区恶劣的地理条件、脆弱的生态环境、干旱少雨的气候等自然因素是农村弱势群体产生的重要原因；文化教育落后与知识贫困等文化因素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弱势化的根本原因；弱势群体自我发展能力薄弱、资金短缺和思想观念陈旧则使其难以摆脱弱势地位；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则加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7]许爱花分析了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认为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形成与他们遭遇的不公平制度有关，主要有二元户籍制度和与其有关的歧视性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内容都是命令性的或禁止性的，其人为地将自然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严格区分了各种身份，限制了阶层间的流动，不仅严重地束缚了农民工的活动范围，而且从他们出生时起，就赋予了他们农民身份，让他们遭受不公正待遇，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底层群体。[8]刘鹏从传统社会价值规范所积淀的体验结构与现实制度结构之间的张力角度对中国农民弱势处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目前的弱势处境归根结底在于思想、文化和权力、制度的深层结构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这种缺陷又进一步复制了贫困的亚文化价值观，形成不重视产权、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受单向度的集中的权力体制流弊的影响，党和政府在对农村社会的综合治理方式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缺陷，它制度化地屏蔽了农民阶层与城市居民的接触而使农民逐渐被边缘化。[9]这些微观层次的研究，为弄清我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现象之成因提供了实证材料。
二、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现象的表现及特征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现象的表现，学者们主要从其群体规模、生存境遇、社会地位、权利保障、发展机会等方面来进行归纳。
从群体规模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进入弱势群体的人数在迅速增加。有学者测算，我国弱势群体规模大约在2.8亿人左右，其中失业及下岗工人达3300万人；[1]农村大约有1.5亿人左右的富余劳动力，其中包括4000万人以上的缺乏最起码生存保障的失地农民。[2]
从生存境遇来看，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处在十分窘迫的生活困境之中，他们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贫困人口的总数在减少，但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8%的贫困面计算，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仍有4600多万人，[10]另有学者估计，我国大约有261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4977万农村低收入人口。这些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下，生活状况处于十分困苦的境地，面临着基本的生存风险。[11]
从社会地位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他们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获取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能力弱，职业声望低。[12]吴忠民教授通过分析各级人大代表中工农代表比例的变化论证了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下降：从1977年至1999年，市、县、乡三级人大代表当中，工农代表的比例变化不大，但是，在最为重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比较重要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农代表比例在迅速下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代表的比例1977—1981年分别为26.74%和20.59%，1983—1984年迅速降至14.88%和11.69%，1993年降至11.15%和9.40%，1996—1998年再降至10.84%和8.06%；在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农代表比例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3]
从权利保障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近年各地屡次出现伤亡数百人的矿难，各种生产事故有增无减。农民工在就业、居住、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着种种歧视。农民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待遇。此外,许多工人和农民还要面对来势汹汹的强行圈地、强行拆迁等危及生存的严重问题。[6]
从发展机会来看，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不仅自身文化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而且其弱势群体处境已经影响到了下一代，使他们通过下一代改变家庭弱势地位的希望变得渺茫。[6]社会学家哈格维斯特曾经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已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缺乏教育、教育失败是个体向下流动的基本原因。[13]长期以来，弱势群体家庭把送孩子上大学作为改变家庭弱势地位的主要途径，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自主择业等改革，学历资本的价值严重贬值，导致弱势群体家庭供养孩子上大学的机会成本增加、风险变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一些大学生沦为“蚁族”,处境艰难；还有一些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陷入贫困。这种状况表明，弱势群体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及子女社会地位正变得越来越艰难，“知识改变命运”对他们来说已成为美丽的传说。
学者们在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势的表现后，还对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吴忠民教授认为，中国现阶段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1、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保护问题占据突出位置。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