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加丽亚的评论也一直是对《在悬崖上》的关注焦点，反右斗争中批评者认为邓友梅在加丽亚的处理上有很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加丽亚明明是一个玩弄男性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姑娘。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作者就会在描写她动人丰姿身影的同时也用艺术的语言揭露她内心丑恶的一面，然而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对加丽亚根本没有进行批评，相反对她的美丽却大加赞赏。作品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加丽亚的热情、美貌、轻佻和对男性的吸引力……引起人们的羡慕和爱压倒了对她的憎，她的外貌美压倒了内心的丑”，并认为“产生这样现象的根源，显然是作者自己思想深处就有着那种自私自利的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感情加丽亚，并且受着那种‘写真实’、否认人的感情有阶级性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影响的缘故。”[⑦]其实加丽亚被错评、被误解可以说跟她自身一点关系也没有，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受传统思想的束缚无法接受新生物而产生的敌对表现而造成的。如果邓友梅抛开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约束，大胆的去塑造加丽亚，那么呈现给读者的应该是一个更加鲜活，更加有意义，社会内涵也更丰富的加丽亚，她的人生也就不会那么黯淡、那么凄惨了。从加丽亚的悲剧人生可以看到中西文化意识的差异甚至冲突，这不仅是加丽亚在当时环境下招非议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她悲剧的关键所在；但从个人角度出发，加丽亚本身是无辜的，她不应该承担那么多无需承担的恶名。总而言之，只是简单地将《在悬崖上》概括为一个喜新厌旧的丈夫最终迷途知返的故事不仅是机械的、肤浅的、而且是片面的、过于主观化的。而诸多评论家对主人公“我”和妻子的全盘肯定和对加丽亚的极力否定从人性的角度讲也是不合理、不公正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我们应该全方位、多角度的去透析和挖掘《在悬崖上》所体现的社会内涵。
注释：
[①]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②]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③]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④]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⑤]邓友梅．在悬崖上.重放的鲜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⑥]王辉. 纯然与悖理——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1997.4.P70
[⑦]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A].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社,1997.P248
参考文献：
[1]傅书华.蓦然回首——从“个体生命”视角重读“十七年”小说[D].河南大学
[2]邓友梅.致读者和批评家[J].处女地，1957.2
[3]井延凤.论《在悬崖上》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曲折表达[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11
[4]马珺.争论的背后——《在悬崖上》再解读[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10
[5]杨丽芳.理智与情感的较量——对《在悬崖上》人物形象的再解读[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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