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所以当看到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时。我”的悲剧。
论文关键词：邓友梅，《在悬崖上》，加丽亚，悲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无形中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学承担的不仅仅是责任，更重要的是教育功能，邓友梅的《在悬崖上》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小说以婚外恋情为主题在发表之初就受到了热评，不久之后在反右扩大化中被打为“毒草”，新时期初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便不断地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包括同时期的《红豆》、《美丽》、《小巷深处》等作品，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没有摆脱时代的气息，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一次文学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这一创作潮流的宣传工具和手段。另有研究者把《在悬崖上》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异端”的代表，认为小说所涉及的婚外恋情突破了当时文学题材的禁区，与当时主流文学的审美有不同的趋向，并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给予了《在悬崖上》较高的评价。多数研究者在认为《在悬崖上》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劝善惩恶的教育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加丽亚，用现时的文化观重新审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便可领悟到作品更多的社会内涵。本文将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来重新解读这一文本。
一、“我”的悲剧
《在悬崖上》中的主人公“我”， 多数评论者都将归结为一个典型的浪子回头的正面形象，对他的态度是肯定的。而我认为主人公“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我”的失败具体体现在“我”对妻子的误爱（婚姻的失败）和“我”对加丽亚的误恋（爱情的失败）上。小说主人公“我”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明晰爱情理念的情感世界中，也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自我蒙蔽的悲剧世界里期刊网。
对妻子的误爱开启了“我”的悲剧人生之门。“我”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因坐火车来报到忘记要报销单据而得到女会计员的热心帮助，第一次见面她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后来又得知她工作和学习都很积极，也很受人尊敬，“我”对她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年龄比“我”大两三岁的她“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也处处操心。”[①]于是在浑然不觉中“我”竟然爱上了她。事实上这样的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它不仅受了时代的影响，还受到了恋母因素的左右，这样的爱也不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我”所要追求的爱。这点从小说中“我”与妻子在结婚买家具的简单对话上便可得以证实，“我”和妻子的追求根本上是不同的，“我”和妻子从骨子里是不属于同一类人。“我”和妻子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性的自然发展，“我”真实的情感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流露，所以当看到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时，“我”久压的自然人性便在顷刻间复苏。小说是这样写的：“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了。”[②]这样的描写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判断或规定“我”该向哪个方向走，没有人可以预知“我”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包括“我”自己也无法预知。所以我并不认为主人公“我”忘记了路标的指示，每个人都有寻求自己梦想的权利，“我”之所以会不遵从既定的路标走下去那是因为“我”发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标。不过到此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我”和妻子的婚姻在此刻无声的终止了，“我”对妻子那种尊敬的、理智的误爱在无形中结束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我”向传统道德的妥协，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主人公“我”在婚姻上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如果说对妻子的误爱开始了“我”的悲剧之旅，那么对加丽亚的误恋则加速了“我”悲剧人生的进程。如果将“我”对妻子的误爱归因为是受当时国内政治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加丽亚，那么“我”对加丽亚的误恋完全是因为中西文化对爱情理解的不同而造成的，当然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我”自然的爱情受到扭曲也是导致“我”追求加丽亚的一个原因。加丽亚是个真实坦率的女孩，她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对一个人的喜爱或厌恶，轻易的表露对一个人的看法，从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或者怎么评论自己。加丽亚也是个时刻洋溢着激情而又敢于幻想的人，她的想法总是那么与众不同，她的热情总是感染者周围每一个人，她身上洋溢的一切气息都吸引着“我”，唯独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我”完全不同，这也是造成“我”对加丽亚误恋的主要因素。加丽亚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两个人都漂亮，不仅自己幸福，对旁观的人也是幸福的……”[③]她认为结婚“会消褪爱情的诗意”，“会将天才的想象力磨光”所以她只想寻求激情与浪漫并不想拥有婚姻。而“我”在与加丽亚的交往过程中一直在误读加丽亚给“我”的信息，她不去理睬给她留座位的单身男人而偏偏坐在“我”的旁边，冬天给我买流行而昂贵的帽子，还把她自己的围巾送给我取暖，还约我一起跳舞等等都被“我”误以为是她在向我表露真情，以为她喜欢我，以为她想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当“我”做好一切心理准备坦白的告诉加丽亚“我”要和妻子离婚而希望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加丽亚很诧异的拒绝了“我”。加丽亚的拒绝让“我”明白长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加丽亚并不是爱“我”，她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可以经常一起玩的哥哥，她根本就没有要结婚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单方面的虚构和幻想，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和加丽亚对爱情和婚姻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期刊网。
二、妻子的悲剧
小说中的妻子是一位理性明显多于感性的女性，要是她能将自己的这一做事原则始终如一的坚持着，她的人生也不至于那么悲惨。当“我”第一次向她表白时，尽管她也是喜欢我的，可她还是理性的劝“我”慎重考虑加丽亚，因为在年龄上她毕竟比“我”大两三岁。小说中的妻子也是一个凝聚着时代精神的时代骄子，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想和丈夫建立自然的情感、平等的地位、充满激情的夫妻关系，但特定的环境、特殊的地位约束了她自然的本性，导致她只能定向且片面的发展。更多时候在丈夫面前她所给予的更像是一位政治导师或是一个生活保姆而不是妻子，可这些并不是作为一个丈夫的“我”内心真正需求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不能否认妻子在品质上、在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作我的爱人!”[④]这表明了“我”对妻子这样的革命同志作为“我”妻子的不满，侧面也暗含了妻子作为一个女人的失败，一个真实的女人理应感性多于理性的自然法则在妻子身上不仅无效反而被颠覆了，妻子身上多数都是理性超越感性的。比如妻子发现“我”的不轨行为时，尽管她仍爱着丈夫，但却十分冷静地说：“我并不是要求好坏有个丈夫!我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两人这样敷衍下去都没有好处!”[⑤]在到处都充斥着婚姻危机的现时社会，一个已婚女人会采取这样的情感处理方式不值得关注，但如果以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妻子所处的特殊环境为参照，妻子能做到如此冷静不仅说明她有勇气，也体现了她遇事能冷静处理的个性。妻子的理智、果断值得人敬畏，她不因感情而委曲求全的个性也值得欣赏，如果她能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我真正的理念，也就不会落得后来的悲惨结局了。当妻子发现自己已怀孕时，在她情感意识里一向强大的理智在情感面前败下阵来了，她不仅流露出了对丈夫和家的依恋，竟然提出双方先分居一段时间，待彼此冷静考虑之后再处理的建议，一向理智的妻子突然之间变得如此的糊涂，也许这是她给丈夫的一种让步，但她也无形中让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向处事果断的妻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变得犹豫不决，她为挽留名存实亡的婚姻而所作的一切不得不让人觉得可悲。本文在前边已经讲过“我”和妻子的婚姻在加丽亚出现时已经无声的终止了，妻子不该再竭力挽留这段婚姻，因为他们夫妻之间以前就没有真正的爱以后更不可能产生爱。妻子应该明白无爱的婚姻是不道德也是不乐观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结局只能是悲剧一场。妻子在挽留自己婚姻的同时也再造了自己的悲剧，她得到的是丈夫而并非是丈夫的爱加丽亚，她用自己的余生换来的只是丈夫的躯体这是何等可悲之事。
三、加丽亚的悲剧
作为现代意识代表的加丽亚的出现犹如一道闪光照亮了当时被规训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小说中的加丽亚追求美、追求自由、追求个人享受，她的言行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处处碰壁，包括后来她出人意料的拒绝“我”的求爱，并不是很多评论家说的那样是她泛爱或者是她在调情，而是加丽亚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不同，她奉行的价值标准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要求的不相容。“我”最后不能和加丽亚结合并不是因为加丽亚的感情廉价或者是玩弄感情，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爱情观在作祟，所以有评论者将加丽亚定位为一个典型的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形象是不合理的。小说中的加丽亚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实生活的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这种自由态的生活正是当时的“我”内心极为渴盼的，所以导致“我”越轨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加丽亚，“我”自己才是罪魁祸首。
在当时主流意识的影响下，加丽亚开朗的性格不能被人们接受，我行我素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不正派的，这些实事上并不是加丽亚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传统思想的束缚下面对新生物而表现出来的敌对反应。“加丽亚的生存对这个时代是一种挑战、一种攻击，是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异己”力量的代表，它本身已经蕴藏着失败的缘由。”[⑥]当加丽亚与主人公“我”正常交往时并没有想着要以第三者的身份插足他们的婚姻，当纯洁的友情被误解时她同样感伤不已，当自己的尊严受到损伤时她不得不痛苦的放弃这份友情。所以有评论家说加丽亚“灵魂是龌龊的，手段是卑鄙的，心肠是毒辣的，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期刊网。”这样的评价是不客观的，对加丽亚而言也是不真实、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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