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方向
1. 译论发展应当多元互补
中国翻译的历史和翻译研究的历史同西方一样悠久，曾经涌现出无数闻名世界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玄奘到严复，从林纾、鲁迅、瞿秋白到傅雷，他们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论和价值论的生命力(刘宓庆,1990:III)。但是，在肯定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西译论因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大量的翻译著作引入我国，如奈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翻译问题探讨》等等，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奈达曾在一则序言中说过，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中国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历史同西方一样悠久，但中国译论深受中国古典文论和美学的影响，中国译论的研究也主要放在文学翻译的研究上，直到接触了西方现代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以后，中国才更深入地进行中外语言的比较研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也得以深入。西方译论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如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理论”，为我国很多学者所引用，但奈达本人认为这种提法不当，后又将它改为“功能对等理论”。
中西翻译理论的差异不应是优劣之别，而应多元互补，相得益彰。事实上，中国理论工作者将西方翻译理论应用到英汉翻译实践中的例子已经比比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西方翻译理论都是印欧语言间翻译实践的结晶，语言和文化间的跨度不大，而汉语和西方语言间的跨度大，且文化迥异，西方理论中的很多实例都不能照搬过来指导中国翻译研究。但西方翻译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是有用的。例如“功能对等”的理论和中国理论中的“神似”和“化境”大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我们认为中西翻译理论之间没有必要唇枪舌战，不必计较主次之分，让各自的理论研究顺其自然，创造出一个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多元共存的局面。
2.译论发展需要借助于跨学科的研究
纵观当代翻译理论的源流与发展，译论的流变与文学、语言，特别是与哲学思潮的演变是相关的。论文参考。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已日渐力不从心。弗米尔曾指出：“纯粹的语言学帮不了我们的忙。这是因为，第一，翻译不仅仅是，甚至主要还不是语言转换过程；第二，语言学研究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在其他领域去寻找出路。”(Nord,1977:10)
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体现在翻译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学科的交融结合上。一方面，翻译理论有其内在的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另一方面翻译是涵盖面很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题性的研究使翻译理论研究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属性。例如德国学者着手研究美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德国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加拿大，特别是蒙特利尔，渥太华和魁北克的一些翻译研究者将加拿大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例如加拿大人的身份、殖民主义、双语现象，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等联系起来，重新评价主导的翻译思想与标准。再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因而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很难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语。即使像“breakfast”这样意义比较单一的词语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产生的联想也不尽相同，美国人想到的是鸡蛋、牛奶、面包；中国人想到的则可能是稀饭、馒头、豆浆。因此，翻译必须倚重语言分析，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了解社会和行为模式，认知方式、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对翻译的影响，科学地考察翻译过程，才能深刻、全面地认识翻译的本质和规律，才可能有科学的定论。随着语言学自身研究领域的拓展，特别是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深入，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也开始研究一些不那么客观的翻译因素。例如“感觉更好”，“读起来更顺口”这些似乎无法定量分析、难以琢磨和把握的个人体验也成为译文评定的标准（Gentzler,1993:182）。许多翻译家已经认识到，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3.利用科学手段实现译论创新
我国的传统译论，从最初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喻俗”，发展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不断地深化, 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凝聚着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想结晶和话语特征。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者都在前辈留下的丰富遗产中寻找自己的信仰和研究对象，但好像再没有出现重要突破，我国的翻译理论缺少创新和更新的动力。虽然翻译研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但要是把翻译研究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性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对其考察研究，就能保证译论研究的正确性，促进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开放世界，随着计算机网络科技的长足发展，任何一个译论体系、译论观点一旦发表，就会迅即传遍全球，以供学习和研究。论文参考。人们可以利用这一科技手段对多方面的情况、资料进行详尽分析，如了解文章的背景资料，对相关译作的词条进行分析等，帮助我们及时全面地了解相关的有用信息。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三．结语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建设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宝贵资源，也是现代译论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未来中国传统译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众多译学研究者的努力贡献。继承和发扬传统译论，既要肯定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充分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和民族的烙印，需要纵向的继承。以本民族语言文化现实背景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大胆地横向的引进，兼收并蓄，开创性地建立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代译论体系，构建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
参考书目:
1. 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82.
2. Nord,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Explained. Manchester, UK: St. Jerome, 1977: 10.
3. 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24-30.
4. 方梦之.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5. 刘超先. 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研究 [J]. 中国翻译，1994, (4): 2-6.
6.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6-7,276-295.
7. 叶子南.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147-155.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