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我国典籍英译的优秀作品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国内外译界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翻译标准及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究。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初探。
关键词：我国典籍英译，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
一、引言
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推动下，国内文化界更加关注中国传统典籍的世界推广之路。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典籍英译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典籍英译的优秀作品赋予经典以新的生命力，有的甚至超越原作，自身也成为经典；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典籍英译热的浪潮中也不乏粗制滥造的译品混杂其中，这势必影响到我国古代经典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推介和流传。因此，在有效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下，探寻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对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源于文学翻译实践的文学翻译批评是文学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译界专家、学者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翻译标准及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究，至今仍是译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1．我国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对佛经的翻译，至今约有二千年的历史。佛经翻译名家支谦在《法句经序》提出，翻译要“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主张翻译时注重传输原著实质性内容。唐代译界巨星玄奘，则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实、通顺”如出一辙。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玄奘不仅将佛经由梵文译为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为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是我国历史上典籍英译的先行者，为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了近代，关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严复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尽管严复的“信、达、雅”，最初并不是作为翻译批评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世纪初期，鲁迅在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兼顾两面论”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方面要力求其易解，另一方面则要保存原作的丰姿。茅盾早期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五四运动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他主张既要忠实于原作，同时也要重视译者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了重神似而不重形似的“神似”标准，当时我国出现了“神似派”和“存形求神派”两大派别。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前者以傅雷、杨绛等译家为代表，后者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这一时期探讨翻译批评标准或原则的翻译批评者还有焦菊隐和董秋斯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焦菊隐认为，“给翻译批评指出一个原则性的方向，决不是主观地订立一个衡之事实过高或过低的标准，而是要在今天翻译界的一般水平上，从一般翻译者的集中经验中，归纳出一个切乎现阶段实际情况的标准，本着扩大翻译工作影响的目的，作为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阶段水平的指南。”[1]他还指出，“不能用一种准则去衡量所有不同学科的译文。”主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作品采用不同的批评尺度。董秋斯也提出了“临时的标准”，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纲领”，“它不应当由主观规定，而是由客观归纳出来的，它是最好的翻译与最坏的翻译的折中线。”[2]此外，钱钟书在60年代提出的“化境”的标准，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好”标准，和刘重德的“信、达、切”三字标准等，都是我国学者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有益探索。
2．在我国较有影响的西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在《圣经》翻译的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动态对等”原则，即“功能对等”。自20世纪50年代产生以来，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提出，翻译要达到的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反应的对等。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译文如果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那么该译文则可以视为达到动态对等。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源语文本和译语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的标准，是对传统的将源语文本和译作之间的关系作为翻译标准的极大挑战。“功能对等”是以“翻译是一种交际的形式”这一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如奈达所说，翻译意味着交际，而这一过程又取决于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3]可以说，“功能对等”转向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对现代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视角。
美国学者纽马克对翻译批评的内涵作了全面阐述，他把翻译批评的步骤和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分析原文，即分析作者的意图和语言特点；分析译文，重点是分析译者对原作的理解，译法以及影响译者翻译的其他因素；比较原文和译文；评价译文质量；分析评价译本在目的语文化氛围中的价值等[4]。尽管纽马克没有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作出明确的阐述，但他的翻译批评理论与文学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密切相关。他指出，翻译批评包括功能批评与分析批评。功能批评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者依据自己对原文和译文的理解评价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和批评者期望的目标，以及在哪些方面失误，一般不涉及过多的细节问题。分析批评则为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从译文中划出若干段落，对照原文找出误译或使用不当的词句，因此具有显著的相对客观性。此外，他还认为翻译批评要同时考虑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对我国文学翻译标准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探索
温秀颖综合中外翻译史上诸家译论，在《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一书中得出如下结论：“翻译界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认为统一的批评标准不存在；而另一方面又在竭尽全力地去寻找这样一个标准。论文格式，文学翻译批评标准。”[5]然而，尽管中国典籍英译界对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尚未达成共识，却不乏优秀英译作品的大量涌现。例如国内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等翻译大师的译著，还有许多出资国外汉学家之手，例如英国汉学大师阿瑟•韦利翻译的《诗经》、《论语》等，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选译的《盛唐诗》等，这些英译本也被广大海内外读者所接受。由此看来，文学翻译批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随着文学翻译实践而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对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在典籍英译中，原作要穿越时空的界限，在异域文化下被重新认识与接受，典籍英译本不应当只是精确的复制品，它要求准确性，也要求艺术性；“文学翻译的艺术本质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6]在中国典籍英译本中，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既有有散文体，有诗体的形式，也有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而因原作与译本的体裁而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词是语言中最高的艺术，因为诗词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不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可以说一指二，意在言外——因此，译者可以有再创作的空间。”[7]从而导致了我国典籍英译中诗歌的翻译批评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辜正坤先生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了“多元互补”的概念，他指出“翻译的标准多元化不是全元化，也不是虚无化，而是追求无限之中的有限性”。而且这种多元的标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个标准的优点可能就是另一个的缺 点”。[8]这个多元互补论也可以借用过来应用于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的标准中，使批评者不限于固执一己之见，超脱成见，有意识的去品评多样化的译文，全面推动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发展。杨晓荣在《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从新视角提出了新思路：多维度动态；重视接受者；重视译者作用和译语文化作用；用中和之道协调相关因素，即翻译批评标准应具有“多维度、综合性、描写与规范相结合”的基本特点。[9]在我国典籍英译批评标准的探索中，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的翻译家做出的精辟概括更发人深省，例如汪榕培教授提出的“译可译非常译”、“传神达意”的典籍英译标准，许渊冲在诗歌翻译基础上提出“三美说”——“意美、音美、形美”的诗歌英译标准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典籍英译理论和实践的进步和繁荣。当前译界专家学者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探索并未止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三、结语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 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现有的文学翻译批评标准为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准提供了参考。随着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我国典籍英译翻译批评标准的继续探索必将不断推进我国典籍英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焦菊隐.论翻译批评[J]. 翻译通报，1950，6.
[2]董秋斯.翻译批评的标准与重点[J]. 翻译通报， 1950，4.
[3]Nida， Eugene A. 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6]张今，张宁.文学翻译理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许渊冲.译笔生花[M]. 文心出版社，2005.
[8]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A]. 杨自俭，刘学云. 翻译新论[C].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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