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同时，积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各译学体系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展译学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关键词：传统译论，思维方式，中国特色
中国的翻译实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译佛经开始有翻译理论的出现，到严复时期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再到鲁迅、钱钟书、傅雷等这一代人时，已经具有了非常成熟的品质。大多译论都是由积极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得出的，这种理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真实感人的品质。笔者认为要继承发扬传统的翻译理论，既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又要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
一．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1.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悟性
感性思考、经验综合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它与西方所谓的理性分析思维是对立的，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并非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论著大多以感性为主或经验之谈，较多译论的提出大都为僧人或文学家所言而非译论家所发，可以得知中国传统译论较多的是从经验中“悟”出来的，突出了译论中的直觉悟性。这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直觉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由于汉语文字具有高度形象性和语义模糊而概括性强的特征，因此，翻译家们不仅在翻译实践中强调翻译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的灵感和顿悟，而且在翻译研究、译论文字的表述与理解中也重视“悟性”。刘超先（1994:2-6） 指出：如在佛经翻译中悟出的“文”与“质” ，从译事“三难”中悟出的“信、达、雅”，再被后人领悟，发展为译论圭臬。林语堂“忠实、通顺、美”三元标准就是对严复“信、达、雅”的领悟和发展——除了“美”较“雅”涵义广泛了一点，已无太多新意。除了前文论及的在翻译研究中需要“顿悟”、直觉思维外，在传统译论的理解上也要“悟”。刘超先（1994:2-6） 指出：如何翻译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质”和“文”，前辈们没有给出一个准确可行的细则；如何才能克服“五失本”，道安也没有做进一步的阐述；汉语文字语义模糊但概括性强的特征使理解更需“悟”，但就“信、达、雅”中的“信”，是对原文相信，还是对原文忠实，又是指形式上，内容上，还是风格上？抑或是包括三者在内的忠实？还有钱钟书先生翻译的最高标准“化”，虽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同样有难以操作现实之缺憾，……所有这些“用词洗练、语意浓缩”的译论，对后世译家来说，理解也确实要靠领“悟”。论文参考。
2.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综合性
分析型思维和综合型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任何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不可能只有分析型思维而无综合型思维，或只有综合型思维而没有分析型思维。因此它是东西方民族共有的思维方式，只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的思维习惯。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惯于采用的是综合法，同样源于东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孜孜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对事物不甚讲究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综合思维观讲究把主、客体视为有机和谐的整体，有利于发现翻译活动这一客观实践活动的本质。方梦之（2004）指出，“信、达、雅”的内涵就是一个有机系统，它的总体目标就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相同的信息。如果译得不“信”，就谈不上“达、雅” ；不“达” ，也会失之于“信” ；译得不“雅”，（文学翻译中美感的再现，在当时桐城古文派占统治地位时期，主要指“古雅” ）也有损于“信、达” 。因此，“只有从整体功能考虑，使三者融为一体，才能实现系统的总目标。”还有林语堂“忠实、通顺、美”的三元标准（1933），这些译论都“自成一体”。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的综合性可见一斑。
3.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实用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用性极强，人们的认识离不开“经世致用”——人们共同的认识目的是人伦关系、安邦治国、修身养性，对大自然的探索也只是为了帮助理解、解释社会问题。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中国文化是以“人本为主体”的文化。其文化精神最主要的是“紧扣人生实际”面对现实，指导实际的文化。该文化传统积淀形成的务实思维方式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在认知事理，学术研究中的实用性。具体反映在传统翻译理论时表现为：中国翻译史上任何一个翻译思想或理论的提出，首先关心的是该翻译理论是否用来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是否有较大的实用、参考价值。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势，翻译理论及翻译研究的侧重点便自然地滞留于针对翻译操作的实用性研究，诸如翻译方法、技巧、难点及翻译目的等局限于相对表层、经验层次的研究之上。如鸦片战争后的“西学”翻译，其目的在于救国，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信、达、雅”三原则原本只对翻译实践中的困难作描述；矛盾、鲁迅、周作人几乎一致主张“直译”，朱生豪提倡“文从字顺”的理想翻译讲的还是翻译中的直译问题。从西方研究的标准看，大多数中国传统的研究学说都具有较深的“经验”痕迹，不是西方学术标准中可称之为理论的研究。
4.中国传统译论中的保守性
时空概念是跨文化交际中涉及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时间概念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同时也涉及到一种文化对时间的重视程度。不同文化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概念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注重过去，过去意味着习俗、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对过去的眷恋自然而然产生了对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百般珍视。美国人“喜欢朝前看，几乎总是着眼于未来”（霍尔,1991:7）。在他们的心目中，Afuture is always anticipated to be bigger and larger；极少有美国人对现状感到心满意足。追求变革、反对传统，善于创新，乃至标新立异似乎成为西方国家的时尚。而中国学者从整体观出发，十分重视理论学说的一贯性和继承性，缺乏对前人思想的怀疑、批判和超越及创新精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古已有之”自诩，习惯沉浸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很少探究现实落后的根源；二是过分依赖经典，缺乏“怀疑精神”，缺少突破性的发展；三是自由思想不发达，保守封闭。简约地回顾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便可从译论的一贯性和继承性当中窥探出中国译论的保守性。例如，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人们对“信、达、雅”这个标准也提出过不少批评，但中国翻译界一直将它奉为“金科玉律” 。从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傅雷的“神似”……到钱钟书理想化的翻译最高境界“化”，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其他译论思想对“信、达、雅”做出实质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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