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关键词：徐志摩，诗
徐志摩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诗坛上一位很有声望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了一起毒品走私案。他怒目黑暗腐朽的社会，同情人民遭受的苦难，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论文格式。他欢呼升起在冬宫的红旗，讴歌“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转而他又抨击十月革命，呼吁“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痛的的一件事实，有俄国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这日子的。”徐志摩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因为毁誉双方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许多证据。
鲁迅先生有段为人熟知的名言：“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切。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今人重新审视古人，不是看他说的、写的、作的是否符合当下的政治标准和社会需求，而是看他对所处时代和整个历史做了些什么。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骨干，但他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处世态度、文学主张和创作道路。他既不等同于闻一多，也不是胡适的附庸。
徐志摩的诗歌共有四本，即《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云游》。
以往论及徐志摩的诗歌，多半对其艺术技巧作部分肯定，而对其内容则往往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实际上，徐志摩诗歌的内容也有细加分辨的价值，不少诗的思想性还是值得肯定的。譬如《俘虏颂》中锋芒直指那些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用士兵的躯体和生命去争夺自己的地盘、谋取私利的各地军阀，反内战的立意显而易见。《大帅》一诗，更是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军阀的凶残暴虐，表露出对不断挑起战祸，陷民于水火的官僚、军阀的憎恶，对违反人道主义暴行的憎恨。
徐志摩还有一些公认为最有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抒情短诗，如《沙扬娜拉》《车眺》《再别康桥》。这部分诗歌的共同特点是：文字清雅秀丽，意境幽谧恬淡，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情调。请看：“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寥寥四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用水莲花比喻素以贤惠闻名于世的日本女子，美丽动人，形神贴切；用“不胜凉风”来描绘告别之际躬身还礼的日本女郎，更增添了这形象的温柔和娇羞之态。那一声声轻柔甜润的珍重，悱恻动人地蕴藉着友人们因愉快的相会，而带来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诗没有正面塑造人物形象，没有具体叙述活动场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故事内容，仅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就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最后，诗人摹日语再见之音道了一声“沙扬娜拉”再度渲染了这似水柔情，吟咏出了一个意蕴幽深的回音。
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也是一首流传很广，久唱不衰的抒情歌谣。美丽的康桥，曾在诗人的生活中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创作欲望都是在这里形成的。那“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不仅在他的心头荡漾，更有一种梦幻般神奇的力量，催使他神采飞扬，异想“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烂里放歌”。与众不同的是，诗人别离如此钟情的康桥，既不是“泪洒相思地”，也不是慷慨陈词，放歌而去，只是像来时一样，悄然无声的走了。论文格式。唯余一片淡淡的云彩裹藏着诗人无限的柔情，默默地漂浮在异国他乡的天际。这是多么缥缈、超脱的意境啊！
徐志摩先后留学英国和美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华的物质生活，上层社会富有闲散的生活境况，英国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给年轻的徐志摩留下深深的烙印。理想的狂热触发了他创作的欲望，“诗情真有些像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他在《诗刊弁言》中阐述对诗的认识时说：“我们信诗诗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也许正是抱着这种希求，同时受国内的“五四”运动浪潮的激荡，他满怀英国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告别他深深地眷恋的康桥，欣然登程返回祖国。
但“五四”之后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流派的文学社团大量产生，一方面是广大人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景况十分悲惨。严酷的现实与世人那玫瑰色的理想世界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志摩的诗》就深切得记录了诗人这时的思想轨迹。面对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目睹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诗人精神感到十分的压抑、愤懑。他要呐喊，要开放他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要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惨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由于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的强烈。这使得徐志摩在直面人生，用“半干的墨水”移情寄慨时，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这些“残破的花样”反映了诗人头脑中的矛盾，思想上的混乱。
“永恒的是”是是卡莱尔在《旧衣新裁》中提出来的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徐志摩特别推崇这种哲学。JI契尔卡斯基分析道：“徐志摩如此拼命抓住卡莱尔的名言不放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永恒的是与这位英国哲学家描写的“黑暗的沙漠’无大的差别，这句名言成了这位中国诗人的永恒的屏障、护照和进攻武器。对照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徐志摩在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寻求自由、爱、美而歌唱的内容。尽管他信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出发点也多半源于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但她这部分诗歌对帮助后人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不应忽视的，也不能抹煞的。当然徐志摩还算不上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没能给他安上政治的显微镜，帮助他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洞察到社会痼疾的病根。他虽然有感于军阀混战，人民涂炭的残酷现实，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无怪乎他的诗常常发出无病呻吟、人生无常、世事无望的悲鸣，消极、颓唐、绝望的情绪时有所见，并随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西窗》一诗甚至明显影射射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苏联，攻击创造社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他也写过一些很无聊、颓废、色情的诗。如《猛虎集》第一首《我等候你》描绘的是一个痴情的男子等候情侣赴约时的内心活动“即使，我粉身的消息传给，一块顽石，她把我看作，一支地穴里的鼠，一支虫，我还是甘愿”如此庸俗低下、自作多情的唠叨，既无意境，亦无美感，唯一可见的，倒是诗人日趋枯窘的思想，日渐消沉的意志。这也说明，一个诗人，不管他有多么娴熟的艺术技巧，多么睿智的创作灵感，一旦在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失去方向，畏缩退避，躲进象牙之塔，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溺在个人感情的小沟里孤芳自赏时，就必然陷于迷途而不能自返，再不会写出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徐志摩也摆脱不了它的制约。
作为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尊崇闻一多的“三美”观点，他熔铸中国古典诗词、散曲、民歌的精华，兼取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样式，积极认真地在现代白话格律诗的原野上耕耘，形成一种新颖、独特、清新的诗风。崇拜者叹服那情感炽热、韵律谐和、文采照人、意味隽永的诗句，誉其为“一手奠定文坛的健将”；反对者则揭其生搬硬套、晦涩模糊、支离破碎、矫揉造作的痼癖，贬其为诗坛“小丑”。
徐志摩好像一颗彗星，伴随着一道亮光就迅速而永久地消逝了。论文格式。他的夭折对中国新诗坛究竟是福是祸，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今人目睹他留下的“残破的花样”，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从其诗作的文本原意出发，根据“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联系新文学的成长道路，对徐志摩和他的诗作给出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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