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是西方近现代文艺学史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的小说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矛盾和问题；以缠绵的语言，为现代人找到了一条新生的道路，这就是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但是，他的另一类描写“异域”的小说，也同样值得人们的关注。笔者试图通过对劳伦斯的传记以及他的印第安人题材小说《羽蛇》，对劳伦斯进行彻底“脱魅”，还原一个真实的劳伦斯。笔者认为，劳伦斯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始终处于“半道上”的人，始终游走于逃离英国与回归英国之间。
论文关键词：劳伦斯,印第安人,殖民主义者,自我,他者
劳伦斯是那个时期最早去北美的英国作家, 准确地说, 他是英国作家中去墨西哥和美国西部的第一人。刚到墨西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非常讨厌墨西哥人，他认为墨西哥人“丝毫没有古老的地中海的那般男性的魅力”。[1]在这里，他还观看了斗牛比赛，差点没被吓死。他强烈地谴责斗牛。在这里，纳托尔送给了他一本自己的著作《新旧世界文明的基本原理》，他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并且把其中的一些资料写进了自己的小说《羽蛇》中。之后，劳伦斯住在了查帕拉湖畔，那里清幽安静的环境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那里的生活是宁静的，田园般地，他有梦幻般的诗意，每当湖对面传来了吉它的声音，漫游歌者的低吟浅唱，以及失恋的情人彻夜弹奏着的忧郁的曲子的时候，加上我们生活中友好和睦的生日宴会时，来自瓜达拉哈拉的朋友愉快的拜访，就组成了一首美妙的大合唱，编织着我们旧日之梦。”[2]大自然的魅力疗治了劳伦斯心中所有的不快，天然的诗神赋于了劳伦斯创作的不绝源泉。正是在大自然的启发与庇佑之下，劳伦斯开始对这片神奇原始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印第安土地以及印第安文化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印第安人的文明，震撼了劳伦斯。他刚开始的否定和批判，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欣赏。他以真诚的笔调在《新墨西哥》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古老而深邃的宗教……没有上帝，没有唯一的神的概念……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但是在最古老的宗教中，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不是超自然的生命，而是自然的生命，这是生命之流不同，生命之震颤的幅度不同。”
巴柔在《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中说：“异国形象应该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的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在涉及到描写“异域形象”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两组截然相反的术语，即：我——叙述者——本土文化和与之相对应的人物——被描述的文化——他者。 我看“他者”，但“他者”形象也传达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我想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时候，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作家在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中，必然导致对自我民族的观照和透视，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都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劳伦斯也不例外。
在劳伦斯的作品《羽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世外桃源”型的社会。在这部小说中，充满了原始的气息，充满了真情，让人看到了原始宗教的力量。在北美尤其是墨西哥的土壤中，处处蕴藏着原始而且神秘的气息，既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又饱含着沉闷的死亡气息。它本身就是一种兼具了原始与现代的矛盾统一体。这里的红色的土壤，酷热的太阳，黑乎乎的印第安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操着不同的语言，都向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作者暗示了一种“无望、丑陋、厌世和空虚之感”[3]在这个国度上，印第安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神。这就是羽蛇神“克斯卡埃多”，“她是一个有着小胡子、面目可爱的神；他是风，是生命之气”。但是，西方文明以其无孔不入的力量，从物质资源乃至精神领域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意识进行了全面侵占。 “所有的人都愿意挤上这块大陆，欧洲人，黑人，日本人，中国人，各种肤色和人种，难道他是没有精气的人，上帝造他们时无精打采，于是他们才挤上这块象征着否定的社会，去宣布他们认得欲望的彻底的解放然后便开始摧毁人的灵魂？”[4]印第安人自己的神被耶稣基督代替了。此时的墨西哥正在进行一场革命，新旧政权的交替，轰轰烈烈的废神与复神运动，民族情绪的高涨。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主人公凯特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她要呼喊那个莫名的神灵，给她以魔力，把她从世界的贫瘠中拯救出来。她又想回到欧洲。然而，回去又能怎样呢？她很清楚……她不能回欧洲去。”[5]
《羽蛇》的主人公凯特，是一个性很强的人。在婚姻问题上，她敢于反抗传统的婚姻观。她结过两次婚，和第一个丈夫有一男一女。后来，她又爱上了爱尔兰著名的政治家詹姆斯——“一个要创造一个伟大的自由的爱尔兰民族的”革命者，于是她就和第一个丈夫离了婚，而嫁给了约次姆.莱斯利。以后，由于对西方的腐朽没落的现代文明的反感，凯特来到了墨西哥，希冀找到自己的理想。可是，在墨西哥，她所看到的是一个和欧洲动荡的社会一样的社会。这使她大失所望。凯特为卡拉斯科所从事的事业和所遵从的宗教信仰所深深吸引，所以就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动中去，以此来找到拯救人的生命方式。但是，凯特并没有摆脱内心的矛盾。她一方面准备接受这个宗教，但是几十年的现代文明的潜在影响也一直对她发生着很重要的作用，使她的行为总是出现严重延宕。她一方面向往这里原始、古朴的生活，另一方面却难以接受这种野蛮行径。凯特的内心始终充斥着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斗争,充斥着对白人世界难以割舍的情怀与对殖民地新生活的向往两者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凯特清楚地意识到自身人格的双重性———“旧我”和“新我”:“新我,属于西普里阿诺和卡拉斯克,这个我,敏感而充满了各种愿望。另一个是旧我,坚定、成熟,属于她的母亲、孩子、英国和她的全部过去”[6]
同凯特一样，劳伦斯也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回到英国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人格的双重性，“旧我”是固守于欧洲，“新我”则坚守着墨西哥。回到英国后，劳伦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个地方住下去，“我在这里——可恶可憎的伦敦，我憎恨英国，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落入圈套的动物，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死气沉沉，黑暗和令人窒息”。[7] 对“旧我”的排斥与对“新我”的推崇，使得劳伦斯极力想在异质文化和种族中找寻到一片没有受到基督教文化熏染的净土，他找到了墨西哥。“新墨西哥却有种我在别处不曾体验过的伟大的美——那里的阳光无与伦比的纯净与威严，带着一种几近残酷的凌驾于脚下那肃然仰望的空旷的世界”。[8]
墨西哥是劳伦斯建立“拉纳尼姆”的社会理想。在劳伦斯看来，西方人是一些“社会创造物”，金钱控制着他们的行动准则。在墨西哥的这片土地上，作者部分的找到了西方人丢失的东西。“这是远古蛮荒时期的，生命本身的呼唤，妄图通过恢复古老而神秘的宗教信仰，开启人们的心智。”[10] 作为一个“流亡的边缘人”，劳伦斯在叙述时非常小心。对欧洲文明的绝望，使得他逃离开英国，希望在墨西哥的原始和粗犷中找到可以疗治自己乃至是欧洲人的方式。因此，在他的异域题材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强烈的“对比”——原始和物化，生命和死亡，偏爱和排斥。作者借助于墨西哥这个鲜活的镜子，来反观自己的文明，反观自我，也让我们在这个虚实相生的描写中，看到一个真实的劳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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