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处于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现实生存与温饱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赵树理正是通过对这种农民“实”利的反映达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种“为农民的写作”价值追求才是根据地民众对他小说的热情接纳的原因。
赵树理在尝试打破新文学接受局限、开始为农民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1942年赵树理完成脍炙人口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太行山区文联却不愿予以出版。当事人杨献珍后来对《小二黑结婚》的出版经过进行了描述：我送给了彭德怀同志，他看了，很满意，就给了北方局妇委书记蒲安修同志看。她看了也喜欢，随后即由彭德怀同志交给了太行新华书店去付印。《小二黑结婚》文稿交到太行新华书店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有些自命为“新派”的文化人，对通俗的大众文艺看不上眼。⑸
1943年9月，小说在彭德怀等人的有力干预下，终于出版了，并且受到了太行区的农民群众的欢迎。在文学实践中，他明确了为农民写作的文学理念：十几年前，我就发觉新文学的圈子狭小的可怜，真正喜欢看这些东西的人，大部分是学这种东西的人。等到学的人也登上了文坛，他的东西实际上又只是给另一些新的人看，让他们也学会这一套，爬上文坛上。新文学只在极少数人中间转来转去，根本打不进农民中去。我父亲是个农村知识分子，但他对这种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新文学其实应叫做“文坛文学”或者“交换文学”。因此，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你逛过农村的庙会集市吗？那里有一种地摊，摆满了《封神榜》、《施公案》、《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小册子和廉价的小唱本，生意真好啊！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他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⑹
决心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赵树理自觉地开创了一个文学与农民大众进行语言与思想对接的农民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文学实践的成功范例赵树理和他的农民文学创作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面对一个个荣誉的光环，赵树理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一些“阳春白雪”作家对大众化的农民文学还是不屑一顾，农民文学作品还是很少。对于农民文化的巨大需求与当前农民文艺数量不足的反差，赵树理说：“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做一些更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在更伟大的任务之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副业，和花布店里捎带卖几条绸手绢一样，贩的多了是会占去更必要的资本的。至于说投身农村中工作会不会逐渐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平，我以为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是不会的。假如在观念上认为给群众做东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副本领来，那自然不妥当。即使为了给群众写翻身运动，又何曾不需要接受世界名著之长呢？织绸缎的工人把全副精力用来织布，一定会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也不一定会引诱得巴黎小姐来买。”⑺
从《小二黑结婚》的艰难出版以及出版前后一些知识分子的观点，再联系到赵树理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理解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缺少赵树理那样的农民文学作品的原因了：文学界存在着一股强有力的以纯粹经典艺术家自居的、看不起乃至于极端蔑视农民文艺的“知识贵族”。他们以狭窄的小圈子为文学创作和接受的主体，追求所谓的“艺术化”。在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在当代中国贫富差距加大的时代，许多作家“在写作中生存”，对当代采取回避、拒绝的态度，无疑成为文化资本主义的同盟，充斥着“文化鸦片”制作人的角色。
赵树理对文学小圈子的坚决拒绝，对文学大众化坚定追求的勇气，无疑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丰富思想启迪。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汲取赵树理的农民文学创作经验和勇气胆识，冲破文学的小圈子、与最广大的农民大众联系起来，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抵御全球文化资本主义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无疑具有更大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因此文学走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作家有没有农民的思想意识与情感心理，是否与农民血脉相通。赵树理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深入农村、了解农村而且从衣着、神态、言行举止到思想感情都与农民一致。赵树理就是普通农民的一员，同时又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想和问题意识，所以他创作的农民文学既能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又能具有超越性、批判性的一面。
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的过程之中，农村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人纷纷涌向城市，他们复杂的情感体验和艰难的生存境遇都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新世纪的中国热切盼望当代作家深入农村、工厂，体验当代农民、农民工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切实利益，创作出真正地新世纪农民文学。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