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各类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2，由于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统计改革，在2002年之前，在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中没有经营性收入这一项，相比较而言，平衡面板数据比非平衡面板数据更加可靠，故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我们建立2002-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二）模型的设定、检验及回归分析
表3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
首先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同时，中国各省的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平衡，文化风俗、消费习惯以及自身条件差异很大，所以我们使用最适合的加入省级特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EVIEWS6.0，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3：
从模型估计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在控制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除财产性收入外，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能够显著性的影响到居民收入，而且还发现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由于其风险较高、周期波动等原因，并不能显著的影响到城镇居民消费。具体说来毕业论文题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工薪收入每提高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加0.451%；经营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就增加0.76%；财产性收入与居民消费呈负相关。此外，我们还剔除了多个变量，分别探讨各自收入来源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来源的收入都能够显著的影响到消费，而且为正相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控制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工资收入每增长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就提高0.722%；家庭经营收入每提高1%，人均消费就增加0.526%；转移性收入每提高1%，居民人均消费就提高1.2%；而财产性收入每增加1%，居民消费就下降0.311%。实证结果和我们预期的完全一致，农地产权的相对不稳定等都通财产性收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倾向。无论是和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相比，还是与农村居民其他收入相比，其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是最大的，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完善已经在逐步改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居民的消费潜能将得到更大的
表4 作对数处理后的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
释放，这从反面再一次证明了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最大障碍。同时，工资性收入的消费效应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也就是说，包括农村劳动力转移、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等都有利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接下来，我们对被解释变量和所有的解释变量都作对数处理，建立模型（2），估计结果如表4，和模型（2）估计的结果大致一致，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在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除财产性收入外，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能够显著性的影响到消费，具体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工薪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就增加0.497%；经营性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0.028%；转移性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就增长0.207%;虽然财产性收入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和（2）中的估计结果相比，城镇居民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下降，而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提高。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在控制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都能够显著的影响到农村居民消费，而且都呈正相关，只是各来源的收入增长的消费效应交模型（1），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具体说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每增加1%，其消费就提高0.263%；家庭经营收入每提高1%，其消费就增长0.291%；转移性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就增加0.116%；财产性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增加0.033%核心期刊。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依然是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来源，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并不明显。
五、简单结论与建议
毋庸置疑，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上述的实证分析中也能够得到很好的验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解不同来源的收入，来探讨其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1）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也就是说，相比较其他收入来源，增加工资收入能够更加显著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率；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大毕业论文题目，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同时财产性收入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导致其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为负影响。（2）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是工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逐渐提高，与家庭经营收入相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更加的显著的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转移性收入的增加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城市居民一样，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从城乡居民收入的角度来看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居民消费率：
首先，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的劳动收入。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事实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居民消费和收入分配。对此，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尤其是要实现第三产业“质”的升级，第三产业不仅应该成为吸纳劳动者最多的产业，而且应该成为劳动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二是鼓励和激励企业将营业盈余通过多种方式部分的向职工和劳动者转移，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实现企业的劳动者的“双赢”；三是要进行适当减税，尤其是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税收负担。最后，从本源上说，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乃是根本之策。如当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公共服务分配的不均等严重影响着劳动者收入能力的提高、我国的劳动保护制度尚不健全也影响着劳动收入获取等等。立足劳动者角度，破除影响劳动者流动的制度障碍、公平的分享基本公共服务、切实改进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进而实现劳动者收入的稳定和增长。
其次，要逐步改进和完善居民社会保障体制，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目前我国开始着手进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金的跨省流动等都为城乡居民的消费逐步的解决了“后顾之忧”，但是覆盖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对此，一是应该建立起覆盖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体制要逐步的健全，同时农村居民生产经营收入是其收入主要来源之一，稳定和提高各种农业补贴和农产品保护价格标准，都有利巩固农村居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二是逐步实现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有序衔接，为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奠定基础。
最后，增加财产性收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具有良好的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制度体系，尤其是产权的界定和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城乡居民尤其农村居民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很容易成为“拆迁”、“移民”的受害者。只有建立了清晰良好的财产界定和保护制度，才能够实现财产性收入的稳定和提高，最终也就能够充分发挥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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