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也已论证过该问题，虽然二者论证的角度不同！基于对公共行政和社会环境复杂性的考量，亚里士多德认为，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行政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裁量的情况；而自由裁量的存在，则决定了公共行政人员在做出决定时必须考虑“社会公平”的价值。如果不考虑“社会公平”，将会导致非正义。康德则从抽象的哲学的高度，认为像道德等法则是从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中产生的，是绝对的，是独立于结果与后果之外的。即在康德看来，社会公正之所以应该是公共行政的价值意蕴，原因仅仅在于它是从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中产生的，是公共行政运作的基本法则，公共行政就应该这样运作。而新公共行政学派更是在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的基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第三个理论支柱的主张——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7]
四、现阶段重塑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孕育“公共行政精神”的母体——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
公共行政精神本质是公共行政领域应该具有的“专业”精神。而所谓的“专业精神”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而产生和发展的，换句话说所谓的“专业精神”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结果，在所谓的农业社会不可能产生所谓的“专业精神”。市场经济改变的不单单是经济的运作方式，更重要的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主体意识、契约意识、自由平等意识、自主自立、责任、法治意识、竞争与创新意识等等成为人们思维方式和观点的一部分。这些观念实际上是“专业”精神的基础，没有这些观念作为支撑，所谓的“专业精神”就是枉然！但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催生这些思维方式和观念，相反它可能催生一些负面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贪婪、唯利是图、不负责任、不平等、不民主等等。而其关键点在于市场经济是否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成熟的市场经济孕育并催生前者，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孕育并催生后者。所以，从发生学的理论来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才是所谓的“专业”精神的母体，才是公共行政精神的母体。因此，要孕育公共行政领域的“专业精神”——公共行政精神，我们必须建构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亦是我们重塑公共行政精神的过程。
（二）倡导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改革，完善“公共行政精神”的主体——成熟的公共行政体系
公共行政精神的塑造并不是一个自发和自动的过程，它并不会自动地产生与发展，而是需要我们人为地自觉、能动地去塑造、去完成。过去历次的行政改革皆集中于行政体制的制度再造方面，而忽略了公共精神的塑造，所以我们需要倡导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改革，从而对公共行政的价值与精神层面进行建构，使公共行政成为制度与价值相得益彰的成熟体。而在改革公共行政领域的伦理时，我们必须剔除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因为任何试图把道德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道德体系都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用理想主义的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公共行政应该怎么去运作？这是一个“应然”层面的问题。而在“应然”层面的公共行政在本质是“爱国主义（热爱政体的价值）和乐善好施（热爱他人）的结合体”。[8]而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要认同和尊重已经确立的宪法和政府形式，而所谓的“乐善好施”指的是尽可能让公民享受安全的、体面的、快乐的生活的真挚愿望。二者是公共行政领域的基本伦理。任何公共行政的实践必须以此作为最终的价值考量：任何违背此价值的制度和行为都应该被否定与拒绝。例如若一项公共政策违背了基本的政体价值，那么这项政策就应该被否定，而公共行政人员也应该本着向公民负责的终极价值判断作出正确的价值考量和决策。正是基于此意义，弗里德里克森把“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信条，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定理。
（三）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时代精神，形成“公共行政精神”的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关于官僚制该如何运作的思想与理念，尽管它们根源于小农社会，与农业社会相适应；但它们依然可以为今天的公共行政该如何运作的思想和理念提供不同的营养成分。例如推己及人、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情怀；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积极入世的政治参与意识，关心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精神等。虽然这些思想和理念的出发点是传统的“道德”视角而非现代的“公共”视角，但它们依然和根植于“公共”领域的公共行政精神：责任、公益等有足够的契合点。正是这种契合点，使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成为重塑公共行政精神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事实上，作为一种民族的悠久历史的积淀，我们不可能完全抛离我们传统文明成果而与之全然决裂。因为不管承认与否，民族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民族的思维，与我们浑然一体，不可分离。所以我们必须，也必然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