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唐君毅看来，满足欲望并非就是不道德的，而其判断标准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满足是否发自人们的自觉，也就是说人们是否应该去满足欲望。比如吃饭睡觉是人类基本的欲望，但是人的自觉告诉我们饥饿了就应该吃饭，困了就应该休息睡觉，这种自觉地满足吃饭睡觉的欲望并非就不道德的，虽然这些行为也可以被视为实现道德的手段，但这些行为本身并不包含有道德的目的。可是，唐君毅认识到，我们如何才能将目的之意义贯注于手段，即使得手段附从于目的。而目的的如何支配手段呢？他认为这只是奉行我们之自主的心所发出的应该之命令才能办到论文的格式。而所谓“应该之命令”，在唐君毅看来，就是道德意识的当下一念自反自觉，道德意识一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同时发出应该之命令，德行也就产生了。“认清当下一念之重要，你会知道从当下一念可开辟出一道德生活之世界，当下一念之翻转，使再造一崭新之人生。”[2]69可见，唐君毅提出的是，人类应该反身自身，适时地作出道德行为，而不是经过仔细地考虑各种利弊得失之后，才采取所谓的善行。
如何才能做到从当下一念自反自觉呢？唐君毅提出了知耻和思诚这两种修养工夫。他认为，人类总是难免受到外界的诱惑，或者是环境的约束、私欲的蒙蔽、气质的限制、过失的姑息等因素的影响而作出种种恶行道德，因此我们必须去不善以成善之德。当人们做了某种不道德的行为之后，其内在的道德自我突然涌动，力求改变有关的恶行，这种要求改变恶行的意识就是知耻的意识。由于知耻的意识的作用，使得人队不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切的自责感，恶人也就自承其罪恶，并设法使被蒙蔽的道德自我完全呈现，最终改过自新，作出道德的行为。换句话说，知耻就是指的有对不善意识的行为的羞愧心，这种羞愧心能够调节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到的行为。
知耻本身就是一种德行，能去不善以成就善，是完成由不善到善的手段。知耻这种修养工夫，在古代儒家那里就极被重视。孟子认为，人不可以用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顾炎武也谈到过廉耻问题，认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在唐君毅看来，要想做到从当下一念上自反自觉，就必须要有对当下一念之不善的羞愧之心，否则绝对谈不上德行，因为在耻未起之先，人是不能自觉产生不善的意识，只有在耻既起之后，才能自觉自觉自身有一善善的意识。人如果深陷入恶的泥淖，就只有通过对不善之念感到羞耻之后，才能当下一念的自反自觉。人队不善之念的知耻程度越深，其对自己人格的改造作用越大，越能使自己超凡入圣。要想求得当下一念自反自觉，不可不先知耻。
但是知耻而求改过自新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就是必须具备勇猛坚定之志与真正诚固之德，否则改过之心就不能得到充分的惯彻，恶行就有可能故态复发。这就需要唐君毅所说的另一种修养工夫，及思诚。唐君毅是把诚与信连在一起来讲的。他认为，信贯彻于一切德行之中，诚亦贯于一切德行之中。“唯诚之为义尚有进于信者。则在诚含无妄义。必妄尽而后可言诚。妄尽者，不善之尽。妄尽道德，必赖良知之知有妄，并对一切妄皆一一有去之之心，而有一绝对之耻不善，求对一切不善加以否定去除之志；并以勇求贯彻此志，乃可言诚。”[3]486诚可以称为绝对之信，信为实，而诚则是对一切不实的东西加以去除、否定。从这个角度来讲，诚为绝对之实，是圣德，或学圣者之德，同是也是一切德之本。
而所谓思诚，在古代儒家那里，是指的对天道性命的至诚或信实不欺。在孟子看来，诚就是天道，思诚则是人道。比较起来看，知耻更多说的是羞于为恶，重在追求改过自新，而思诚则是乐于从善，追求对善行的实施。只有知耻才能思诚，反过来只有思诚才能知耻，二者相辅相成，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之为德，为一绝对之耻不善，是是非非而去不善，以成善之德论文的格式。故修养之工夫即在思诚。思诚之工夫，及致良知之工夫。”唐君毅也就是想通过此思诚与致良知的工夫，来完成对自己固有的良心本性或道德自我的提升。
唐君毅的这种思诚与致良知的工夫，与王阳明提出的把当下不善之念彻底根除思想一样，要求人们不能故息迁就自己的不善之念，更不能对其放纵自然，因为人如对自己的一念不善姑息纵容，就有可能由小恶转化成大恶。同时，唐君毅也强调必须从当下入手，而不能等到将来，这可以说是合理的、积极的。因为人的道德修养，如果不能从当下自我做起，到头来必然成为一句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如张祥浩指出的，“与古代儒家一样，唐君毅当下一念的自反自觉道德，把道德修养看成是纯粹的闭门思过，脱离时代和社会的实践，则是消极的。人只有不脱离时代和社会，才有真切的道德修养，人如把自己和时代和社会隔离，不可能会有真正的道德修养。这一点，古代儒家没有认识，恐怕唐君毅也没有认识”。
五、唐君毅伦理思想的启示
唐君毅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尽管其中某些具体之处是可以探讨的，但他据以发展其伦理思想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通过对唐君毅伦理思想的阐发，我们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他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在唐君毅看来，以道德完美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最高追求，完成道德人格是人生的最后归宿，建功立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唐君毅认为，精神实在之最高表现，为使社会成真善美之社会，而归宿于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之重要性。
因此，在21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问题不断上升的时代，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问题也日益重要。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在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个人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提于谋划 “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起点上，个人的独立自主性日益增大，人们社会活动和交往的范围明显扩大，活动的自由度显著提高，这一切都对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社会的人们需要有一种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作为其奋斗的目标和精神支柱。唐君毅热衷于营造一个道德价值崇高的世界而言，其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克剑、钟小霖：《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版。
【2】唐君毅：《道德之我之建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
【3】唐君毅：《道德理想与文化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
【4】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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