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刘玉凯教授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资料。先生通过“读钱解鲁”对鲁迅作品中的词源进行考证。
论文关键词：比较研究，旁征博引，读钱解鲁
这段时间正在集中精力研究鲁迅的小说，需要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朋友推荐，使我有幸与刘玉凯先生的学术专著《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结缘。初拿此书，着实令我吃惊非小，怎么？鲁迅、钱钟书居然还可以平行而论？读完方知我辈学识浅陋而感叹先生学问之深厚。刘玉凯教授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资料，让两位大师立足于中西文化大背景中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交流。先生通过“读钱解鲁”对鲁迅作品中的词源进行考证，对钱、鲁两人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追求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的观点颇有耳目一新之感。笔者以为本书至少有两大显著特征。
一、材料翔实而丰富，旁征博引
刘玉凯教授是鲁迅、钱钟书研究专家，同时他也颇受鲁、钱二氏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恐怕就是广博的学识吧！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不无谦虚地说到：“我读的书不能算广，但总有几千册吧，但是认识鲁迅人文历史论文，认识钱钟书是人生的幸事。”[1]“几千册书”，这绝非虚夸。仅该书所列的书目就有68种之多，先生的专业是治中国现当代文学，但他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古代文学、文艺学以及书法等领域也颇有建树。正是有了这样广博的学术背景才成就了本书材料翔实而丰富，旁征博引这一显著特点。
柯灵曾对钱钟书先生有过如下评论：“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为渗透，互为羽翼，……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天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2]我觉得这段评论用于刘先生身上也未尝不可毕业论文范文。《鲁迅钱钟书平行论》一书中资料之丰富,征引之广博,运用之自如,是颇令人折服的。但这种“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大大兵团作战，并非是材料的混乱堆积，而是逻辑的组织在一起的。笔者以为刘先生的文献征引大概分两种形式：其一是辐射状的。即以要论证的问题为中心，从各个方面寻求论据来论证；其二是纵向性。即通过逻辑的分析一步步追问论证并以材料来佐证。
辐射状引用资料以对“阿Q”的“阿”字进行的一番考证为典型。作者首先指出绍兴地方给小孩取名多带“阿”，是爱称；接着引钱钟书的考证“古人男女之名皆可系‘阿’”。然后援引《太平广记》、《朝野佥载》、《汉书游侠列传》、《全后汉文通俗演义》、《旧唐书哀宗论》、《后奴记何后传》、黄庭坚的诗《赠米元章》、《代书》、《送刘道纯》以及江西诗派后学吴则礼的《北湖集》等古书文献考证“阿”字的广泛使用，这还不满足，接下来又引钱钟书对于《芦浦笔记》、《日知录》、《陔馀丛考》、《交翠轩笔记》、《云麓漫？》、《南齐书盘龙传》、《北齐书平鉴传》等文献的考证最终得出了鲁迅“阿Q”的“阿”字用得“非常正确”这一结论。这种资料的广博索引，例证的信手拈来足以令人钦服。
纵向性引用资料以作者对鲁迅《朝花夕拾》中“花”为“木横花”的考证为代表。作者先从钱钟书的《管椎编》受到启发，从木横朝花夕落的习性推测断定，进而以陶庆为鲁迅《朝花夕拾》初版本设计的封面上的茂盛木横作依据，认为并非是巧合。这不不够，作者又详细考证了封面的设计过程，说明鲁迅对自己作品集封面设计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此外作者在论及“精神胜利法”与“慰情退步”一部分时也是纵向性引用资料的。由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论《毛诗证义衡门》引出“慰情退步”与“精神胜利法”这一观点后，进而引用了《宋书江湛传》、《战国策齐策》陶潜的《和刘柴桑》、苏轼的《薄薄酒》、陈洪缓《宝纶堂集太子湾识》、接着又联想到了“宋期三乐”的典故，想到了佛经文之《四十二章经》、古希腊哲人泰理斯的“吾有三福”（Three Blessings），以及柏拉图的三乐，最后又谈到契诃夫的杂谈《生活是美好的》，真可谓是神游于古今、贯通于中西啊！
当然，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笔者不再赘言。
二、论证科学，思路缜密
刘玉凯先生的这本《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相当重视方法论的应用人文历史论文，为此作者专门以关于“文体与方法论”作为自序。他说“书名定为《鲁迅钱钟书平行论》显然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把钱鲁两位文学大师相提并论，我想从文化地位而言不会有人觉得唐突。”[3]他是立足于20世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将鲁钱置于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运用“谈钱解鲁”法进行比较研究的。陈濑渝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对此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玉凯兄在研究方法上的求新，对读者的启示是深远的。”“玉凯兄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价值要超过这部专著学术成就本身。”[4]的确，正是由于刘先生对方法论的自觉追求，才使得本书体系颇为科学、思路相当缜密。
作者以鲁迅、钱钟书博采中外、熔铸古今、学贯中西这一共同点为切入口，运用“谈钱解鲁”的方法将全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分是钱鲁打通论，先将两位大师联系在一起，从“精神胜利法的哲学性质”入手进行深入阐释，接下来在乙编论述鲁迅和钱钟书在思维方面的相通之外，然后在丙编探讨钱钟书与鲁迅的美学风格，最后丁编以读钱解鲁通过对词源、典故进行词源阐释来收结全书。
严缜的思路不仅体现在全书体例的安排上，还体现在对于具体问题的论证过程中毕业论文范文。作者高度重视材料的翔实性与论证的严密性、科学性。比如，对《故事新编》中“油滑”的论说就足见其思维的缜密。作者先从鲁迅自己对于油滑的论说引起，接着追问鲁迅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即：“第一，鲁迅既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油滑”的，而且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为什么从第一篇写于1922年的《不周山》开：“油滑”，13年后续写《理水》，等非但不改，反而发展的趋势？其二，对于《铸剑》一篇作者以为“得意之作”[5]中“红鼻子”“宴之傲者”等的游戏优化的笔墨的难解。
顺着这条脉络作者又分析了80年代以来王瑶、杨义、陈平原等学者对于《故事新编》的论述，指出王瑶先生的结论“怕又未能周详”。 [6]是“言之有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指出杨义的论述，“出来加详尽分析，却借钱钟书的理论说中了问题的要害，可惜并未从叙事学发展上细加评述”。[7]又指出陈平原的文章“接触到了‘间里效果’的问题”，但“过于执着在同布莱特的比较”[8]终于未能将间里效果阐释清楚。
作者又在肯定王瑶先生的“油滑”与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二丑艺术相联系的基础上探讨“二丑”与“非二丑”这一中外戏剧中的叙事残留现象人文历史论文，指出这是一种“叙事语式”。在对中外戏剧中的这种“叙事语式”进行了充分溯源探索后又收回到《叙事新编》的“序言”中鲁迅所讲的一段话，最终得出《故事新编》可能视为“油滑”写法的四种形式，即“演绎法”、“借尸还魂法”、“以今例古法”、“间离叙事法”，这也可看作是列先生对于《故事新编》艺术风格的创新之论。有个细节值得非常谨慎的，他说的是“可能视为”，这个“可能”足以看出作者做学问的严谨老实与思维的缜密科学。
除去资料的广博丰富；论证的科学缜密外，这本专著在观点上也颇有见地，不乏创新之处。除去上文我们指出的刘先生对于《故事新编》“油滑”的四种分法外，还体现在对于鲁迅“偏激”的独特认识上另外还有对于“无物之际”中“无物”的解释；对于“精神胜利法”与钱钟书的“慰情退步”说一脉相承关系的梳理以及指出鲁迅杂文中多次提到的“古已有之”的实质就是钱钟书先生所否定的“用夏变夷”论，这些陈漱渝先生在《“我用我法，卿用卿法”――＜鲁迅钱钟书平行论＞》这篇序文中已做了阐释，笔者不再赘述。
通览全书，这的确是一部堪称上乘的融“资料性、科学性、学术性”于一体的理论著作，是鲁迅、钱钟书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资料，是刘玉凯教授贡献给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丰硕成果，我们也衷心地期待刘先生继续在钱鲁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开拓，撰写出更好更多的著作以飨读者。
参考文献：
[1]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328页。
[2]柯灵：《促膝闲话钱钟书》，《钱钟书研究》第一辑第223页。
[3]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2页。
[4]陈漱渝：《《“我用我法卿用卿法”――＜鲁迅钱钟书平行论＞》，《鲁迅钱钟书平行论》（序），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1页。
[5]童洁瑾《关于＜故事新编＞的评价问题》转引自：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40页。
[6][7][8]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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