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在史学理论立足点从客体转移到主体，史学研究亦转向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当代，教育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其鲜明的人文属性是必不能再忽视的了。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是故无论是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还是教育现象，亦或是对教育历史的各种记录和创作，其中都蕴含着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到教育史中。教育史研究离不开研究者主体的价值判断，朴素的史实需要研究者注入思想去解读。对于同样的史实或史料，不同的研究者可以而且必然有不同的理解，这受限于研究者自身的多种因素：性别、年龄、文化背景与种族、社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个性特点等等。因此，教育史研究中的研究者主体性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与自然科学不同，教育史学科是具有人文属性的社会科学，教育史研究主要是人对“人”（或者说包括人在内的社会现象）的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有意识的人。即使是对没有“人”或者不以“人”为主要对象的某种教育现象进行研究，也涉及到研究者主体对该现象的思考、理解和过滤。当代社会科学中强调的质的研究，不仅把人当成有意识的研究对象，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者选择或构造的结果，而且特别强调通过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动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研究者主体在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主体意识对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述，当代史学研究的着眼点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客体的问题上，那么，对教育史研究者的主体性进行反省不仅可以使研究者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主观性”，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而且可以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一定的评价标准和“事实”依据。可见，在教育史研究中，研究者主体性是重要的，对其关注是必要的。因为在教育史研究中，研究者个人可以看作是一个人化了的“研究工具”，而该工具的精确度、灵敏度和严谨度对研究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对研究者主体性的审视和反省来互动调整。唯有如此，教育史研究者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主观意向”，使自己的主观性获得一种比较客观、严谨、自律的品质。
三、研究者主体性：教育史研究之桨翼
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受制于“科学史学”影响，过分重视搜集、考证史实和史料，“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似乎只有扎实得无可挑剔的史料功底才有发言权。诚然，历史研究需要搜集材料，但再丰富的史料本身也并不构成真正的历史研究，哪怕是简单的整理、串联也需要研究者主体的判断、理解和筛选。是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理解与思考，给史料注入了思想与生命。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历史事件绝不只是单纯的现象，不只是凝视的一个景象，而是这样一个事物：史学家不是看着它们，而是看进去，以辨别其中的思想。……这是一场主动的、由此也是批判性的思想劳动。史学家不仅重现过去的思想，他还是再自己的知识背景下重现它。”正是这样的研究者主体性的介入，使史料成为历史研究，成为史学研究，成为新的史料。在教育史研究中，历史的教育实际、教育的历史资料、和教育史研究者之间便是如下图这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
在这其中，教育史研究者不是作为一面镜子，对教育实际和历史资料进行机械的反映，而是活生生的、有价值取向的、有主观能动性的、有自身个性和兴趣的人，研究者通过其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历史学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活化史料，创新研究。研究者主体性，应该成为教育史研究创新、发展的丰满的羽翼。
“我们不能把历史看作是一连串的事实，不能把历史学家的工作纯粹看作是尽其所能地积累大量的事实。”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不再关注史实和史料，而只是不再惟有事实。正如本文前面所述的，受因体“历史”含义的变迁影响，教育史的含义也可解析为两层：一是人类过去教育活动的实在过程，二是教育史家根据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的历史的创作和解释。从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来看，第一层含义是“历史客体性”问题，而第二层含义所说的情况，即是本文所说的“研究者主体性”问题。既然教育史本身的含义就不是单一的，那么教育史研究也就不能偏废其一，不能把历史的客观性存在和研究者主体性的探究截然分开，而是应该相互融合。这也是由教育史研究的特殊研究对象决定的，教育史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教育活动，人既是自然人又是自由人。作为自然人，要受到自然规律支配；作为自由人，要受到社会规律支配。那么，作为人的活动结果的历史存在和作为人对历史的认识的历史学就具有了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其实也就是历史客体性与研究者主体性的结合。
综上所述，教育史研究既要有“科学考证”的一面，也要有高扬主体性去解读历史的一面。历史研究的演变过程显示，历史客体性以科学主义为内核，盛极多时且对史学研究影响甚巨，而以人文主义为内核的研究者主体性，也逐渐转移到史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这两者虽则互有不满和矛盾，但实为“历史”的两个方面，应当相融互动。教育史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理解教育史，研究者应立足于传统史学观和新史学观的辩证统一，努力发扬研究者主体性，同时也要坚持与历史客体性有机结合，使教育史研究得以一舟双桨，更科学、更完整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0.
2 郭法奇.再论什么是教育史研究[J].教育学报,2009,(8):117-121.
3 陈启云.历史“知识论”与西方史学理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2):34.
4 周采.教育史研究的前提假设及其意义[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18-25.
6 张亚群.从探索规律到阐释文化—教育史研究的新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0):96-100.
7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18.
9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65-166.
10 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25.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