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先锋作家孙甘露已经不仅仅是依靠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中心视角了,他在写作中寻找更为丰富、更具变化的叙述形式。他用梦幻的诗一般的语言作着虚构中的虚构。他的小说与随笔,在写作策略上,对人物出没的地点、场景, 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他早期的小说里,你是无法指认出他作品中的人物游荡在何处,例如《访问梦境》或《信使之函》。许多地点是以虚构的面目被呈现,仿佛为了要掩盖人物的真实性似的。这一叙事策略是与小说文本的开放性结构相对应的,仿佛他故意抹去上海背景,是为了要激起人们更多的猜测与联想。他高度抽象化地将上海传达给人的最直接、最隐秘、最本质的“人在途中旅行”的感受给勾画了出来。
作为文本试验的实践者龙源期刊,施蛰存和孙甘露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喻的方式作为对上海的都市文化想象的最终阐释。
施蛰存小说里的很多人物是神经病患者。除了《魔道》的“我”、《夜叉》的卞士明患精神分裂症以外, 《在巴黎大剧院》、《周夫人》、《春阳》、《狮子座流星》里的人物也多少有神经强迫症。另外他也常常描写性欲冲动与由欲生情的“怀春”,如《春阳》里的昆山婵阿姨。除了疾病的隐喻和性冲动的隐喻之外,各种颜色的隐喻也不时出现在其作品中。各种隐喻构成了他对三十年代上海的独特注解,由个体的分析上升到对整个现代化笼罩下的都市人的剖析。
孙甘露是个偏爱修辞的小说家。将其小说中的人物固定下来的,是成串成串的比喻。且以隐喻为主。尤其在《呼吸》之中,有大段大段密集的意象隐喻。在孙甘露看来,或许没有比它更得体的工具可以表述自己扑朔却又优雅的思绪了。“他拚命排除日常经验,带着愉快的心情享受暗示,享受晦涩,享受迷惘的境遇。”(《岛屿》)当他在作品中以确有其事的口吻描述那些虚拟化的场景时,其意图正是要突出它的隐喻性,使之含混多义,扩大能指效应。
“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 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 不如说是一种隐喻。”施蛰存与孙甘露对于不同时代上海的描写,也许正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隐喻,在某个高度上遥相呼应。
都市生活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新的生活方式,表现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一套新的审美价值体系。相隔半个世纪的作家施蛰存与孙甘露在都市文化想象中将不同时代下的上海情结展示出来,将都市生活的张弛两端和人性中的正反两极真切的表现了出来,在文学史上的上海叙述中各自彰显出不同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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