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以上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贵州山区贫困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就业风险高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风险高首先表现在外出方式自发、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从实现外出的方式来看，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自发实现的流动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结构发挥作用甚微。这种自发、盲目、不均衡的流动会带来许多的问题，同时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务工遇到欺诈等厂商恶意行为，不成体系的农民工不具有与厂商谈判的足够资本，其利益的受损在所难免。其次，外出人员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相对机会成本较高。大量主要劳动力外出，滞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多为年迈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过80岁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为生存而耕种，对于贵州贫困山区来说“386199”问题就更加的凸出。最后贵州外出劳动力在外从事的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工种，低附加值的从业导致劳动力的竞争力很差。一旦面临国内市场、国际经济环境变动时，外出劳动力就会立刻成为“失业”一族，此时在回到家乡土地上工作时已经变成了“不具有经验的非熟练”农民了。
（二）贵州贫困山区外出劳动力对城市体系的适应能力较低但略有增强的趋势
贫困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对陌生城市体系的适应是需要一段磨合过程的，由于特有的民族风俗习惯以及长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较其他的外出人员适应城市能力更弱。具体体现在外出务工的时间、地点以及人数上面。从外出务工的就业时间来看六个月以上的只占22.5%，说明劳动力的外出仅仅是一个短期行为，外出人员没有寻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种或者不具较好的城市工作转化的能力。从就业的地点来看，一般外出就业地点离输出地越远对劳动力适应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山区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地方大多还是选择地区级城市，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选择还是有一些的保守。从外出人数上来看，三年内外出人数增加了30%，是一个比较可喜的数据，说明山区贫困农民已经开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出去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三）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外出结构在优化
从外出的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已经呈现出多元化，所占的比重也逐渐呈现均衡化。年纪结构的优化对后期返乡创业、增加农户收入等农村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从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在整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外出人员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总体程度随时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结构的优化是外出务工人员竞争力加强的一个主要构成。从外出的就业行业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务工基本都从事第二产业的低附加值行业，而现在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增加，工种在多样化，这些都是外出人员择业的优化调整，是外出资源调整的一个可喜转变。
四．优化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几点启示
根据贫困山区劳动力转移及区域特点，结合国外劳动力转移的成功经验，提出几点启示以供参考。
（一）营造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低风险转移的有利环境
贵州贫困山区劳动力由于地理、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外界有较强的戒备性，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较弱，如何有效的转移劳动力同时又避免产生相应的“农村病”，多方营造一个信任度高的“低风险”转移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国家营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制度环境
制度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国1846年的《贫民迁移法》颁布、二战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的劳动力动员计划实施、印度政府的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政策都积极有效的推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我国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经历了国家“限制—有条件开放流通”到现在的国家有序引导的过程，但是专门成文的制度并没有，只是在“三农”政策中有所提及。国家制度的强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能给外出劳动力强有力的指导，特别是对于贵州贫困山区的弱势劳动力，国家的制度保障显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国家应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劳动力转移制度，如破除城乡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立外出劳动力的维权制度等。
2．以市场为主导各级政府及其他机构创造完善的服务环境
资源的市场自由调配是获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方向。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定位于完善劳动力转移市场服务，提供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对劳动力转移市场有效信息的筛选、提供与及时传递；为提高转移的有效性，政府所进行的必要技术培训与就业前景指导；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精英”劳动力的外出和返乡创业行为，为后续劳动力的外出起示范作用，扩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据主要输入地就业政策调整相应的输出地的劳动力政策，设立区域劳动力外出维权机构，保障区域外出劳动力的合法权益等。其他机构的服务体系主要为滞留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劳作环境，以解决外出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能有效减少“农村病”的产生。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