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民行为、二元管控系统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1]

假设H1：组织公民行为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借鉴Farh J.L et al（2004）的研究成果，将组织公民行为分为自我、群体、组织、社会四个层面，由此将假设H1细分为以下四个分假设：

假设H1a：组织公民行为中的自我层面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H1b：组织公民行为中的群体层面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H1c：组织公民行为中的组织层面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论文服务。

假设H1d：组织公民行为中的社会层面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二）管理控制系统（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简称MCS）

对于如何通过MCS提高企业绩效，存在两种观点，也由此构成了 MCS的两大基本功能（Sutcliff et al.,1999）^[13]：一种关注于通过主动的预测、学习和变化来应对未来动态多变的环境，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一种新的资源整合方式，以实现价值增值，强调“效果”的正确性，我们可称之为“创新”；另一种关注于内部的流程优化和改进，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导向与制约，强化好的变化，防止坏的变化，强调“效率”，我们可称之为“控制”。

世界质量管理理论之父J·M·朱兰也在《管理突破》一书中写到：“突破意味着变化，它是一个果断而充满活力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达到更新、更高的绩效，而控制意味着保持原状，遵循标准，防止变化。”朱兰认为所有管理活动都必须以突破或控制为指向，管理者要做的事就是这两件事，而不是其它；朱兰乐观地认为，这甚至预示着一个新的管理学派的诞生^[14]。而2010年丰田的召回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从2010年1月起，日本丰田由于部分车型的油门踏板、脚垫、制动系统缺陷等原因，在全球不同地区分别召回雷克萨斯、RAV4等车型共计近900万辆，这个召回数字甚至超过了丰田集团2009年度的全球销量——781.3万辆。丰田社长丰田章男在向媒体坦诚问题本质时说道：“丰田的运营宗旨是‘安全第一、质量第二、数量第三’，但随着丰田在全球的高速扩张，逐渐丧失了‘安全第一’的宗旨。”因此，丰田事件的根源就是典型的创新有余，而控制不足。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就成为组织公民行为能否促进企业绩效的关键。

在MCS中创新与控制的关系上，Burns和Stalker（1961）^[15]首先提出了二分模型（Binary），认为当外部环境是高度确定时，企业应当建立标准化、官僚式的机械式（Mechanistic）管理控制系统，即强调“控制”。而在环境高度不确定时，企业应当构建动态、灵活、开放的有机式（Organic）管理控制系统，即强调“创新”。二分模型也一度成为理想MCS的主流范式，但该范式是以环境确定性作为单一维度来做出强制性选择，创新与控制成为一对矛盾。而本文研究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环境往往是高度不确定的，当企业不断创新无视控制时，就可能出现与丰田类似的问题。因此Sutcliff et al（1999）对二分模型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二元模型（dual），强调创新与控制是企业保证高速又稳定运行的两个“车轮”，必须同时兼顾来构建MCS系统。

（三）二元管控系统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前面的理论分析已阐明，管理控制系统是组织公民行为转化为现实绩效的桥梁，因此它能够提高企业绩效。Fisher和Govindarajan（1992）从企业内部不同层级员工的代理成本入手，认为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管理控制系统可降低代理成本，减少企业内耗，使普通员工、中层经理乃至高管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相联系，从而提高企业绩效^[16]，但该文献未明确区分MCS的两个基本功能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文东华等（2009）则做了明确区分，发现二元模型对管理控制系统中“控制”与“探索”两项基本功能的划分有重要意义，控制功能促进内部经营业绩，探索功能对客户与市场业绩有正面影响，两者对财务业绩都产生了正面影响 ^[17]。但该研究的结论是以外部环境为权变变量展开的，分析了环境对MCS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业绩，且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大中型企业（样本公司员工人数超过500人的占56.6%）。而针对中小企业，尤其是以组织公民行为为权变变量考察对MCS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还不多，本文的该项研究将为通过组织公民行为并构建科学MCS来赢得高绩效的中小企业提供理论依据，为中小企业通过MCS实施组织公民行为，并最终实现业绩增长提出证据。由此提出以下一个假设和两个分假设：

假设H2：二元管控系统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H2a：创新功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假设H2b：控制功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四）二元管控系统的中介作用

组织公民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员工个人行为，这种个人行为的作用需要汇集到组织整体的管理控制系统中现代企业管理论文，通过对管理控制系统的丰富和提升来最终对企业整体绩效产生影响。因此组织公民行为对中小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大小、方式和程度，都还取决于企业的管控系统是否很好地吸收了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作用，并且将其作用进行集聚和放大，最终传导为对企业绩效的良性推动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二元管控系统是组织公民行为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组织公民行为正是通过二元管控系统，进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下图1：

图1 理论模型

三、样本及变量度量

（一）样本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问卷调查。“2010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由于论坛主题对象是中小企业，与本研究的对象一致，故问卷也借此机会发放（问卷中还包括另一相关研究的若干问题）。共发放问卷143份，回收122份，剔除有缺失项的20份，共回收问卷102份，其中有76%的问卷由中小企业代表填写，共计77份，问卷总有效率为53.8%，且公司存在或在公司服务超过3年，对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状况都较为了解，说明能够理解问卷题目的指向。

（二）变量度量

1、组织公民行为

本文借鉴Farh编制的组织公民行为测量量表，原量表有32个条目，分为自我、群体、组织和社会四个层面。郭晓薇（2004）^[18]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同时她在不影响问卷结构的情况下，删除了含义完全可以被其他条目取代的2个条目，最终取其中的30个条目，其中自我层面的组织公民行为包括8个条目，群体层面包括10个条目，组织层面包括7个条目，社会层面包括5个条目。吕福新和顾姗姗（2007）^[19]也使用了该量表度量组织公民行为，本研究也借鉴该量表度量组织公民行为。

问卷由参加论坛的中小企业代表填写，由这些代表对自己熟悉的一名上级、同级别或下属的日常工作情况进行打分。在打分尺度设计上，Chen（1995）^[20]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调查者答题的心理倾向不同，中国奉行儒家中庸之道，故如用Likert5刻度来度量，答卷者倾向于选择中间数据3。国内也有很多学者采用偶数Likert量表来测量（陈永霞等，2006；刘海建和陈传明，2007）^[21][22]。本研究也使用Likert6刻度来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3表示基本不符合，4表示基本符合，5表示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分值越高，表明组织公民行为越强。具体指标见表1。

2、二元管控系统

由于管理控制系统概念本身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针对其的度量方法也相应演变。Douglas和Judge（2001）^[23]以及Kalagnanam和Lindsay（1998）^[24]设计了针对MCS的量表。前者首次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全面质量管理与组织结构的“控制”与“探索”功能的作用；后者则提出了一个度量MCS的普适性量表。而文东华等（2009）在以上量表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情境修正得到了新的量表，该量表在涵盖组织结构与控制程序主要内容的同时，分别反映了控制与探索两项功能，并提出10道题目来度量。本文借鉴该量表用Likert6刻度来度量MCS。各项指标均值的分值越高，表明企业的管控系统越高效稳定。具体指标见表1。

3、企业绩效

对企业绩效度量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的价值，而通过客观的财务指标来度量往往不够全面，因此大量研究开始采用主观绩效度量方法（Covin et al.,1994）^[25]。而针对小企业，Gils和Zwart（2004）^[26]认为只选取部分绩效指标难以全面反映小企业的绩效状况，且易出现判别误差。因此，本研究借鉴Niehm（2002）^[27]和Frazier（2000）^[28]的度量指标，用主观度量指标来度量中小企业绩效，这些指标也被Runyan等（2008）^[29]和马鸿佳等（2009）^[30]所采用。其指标有三个：（1）与上年相比，企业的总体绩效状况；（2）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企业的总体绩效状况；（3）与行业内其它企业相比，企业的总体绩效状况。本文依旧用Likert6刻度来度量这3个指标，得分越高，表示企业绩效越好。

4、控制变量

本文设计三个控制变量：（1）是否是高科技企业。我们设置一个哑变量来区分中小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企业，当公司属于高科技企业时，其值为1，否则为0。（2）企业规模大小。用员工人数的对数来反映企业规模。（3）创业企业已经营年限。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为检验假设，首先需要检验量表中变量的构建效度与信度，因此下面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Cronbach a检验。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1、组织公民行为因子提取。对Farh和郭晓薇提出的30项度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提出了4个因子共21个指标，有9个指标没有提出来，4个因子分别是自我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具体结果见表1。21个指标的KMO检验值为0.810，Bartlett球检验卡方值为672.942（P为0.000），反映出适合作因子提取，4因子各指标间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按照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提取规则，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的4个因子累计总解释方差为83.392%。自我层面、群体层面、组织层面和社会层面的Cronbach a值分别是0.827、0.773、0.863和0.725，均超过了0.7的可接受水平（Nunnally and Bernstein,1994）^[31]，说明各变量通过了信度检验论文服务。表1中可看到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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