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实证研究[①]

论文导读:：切实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力度。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实证研究[①]。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中部地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肯定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Stiglitz(1985)、Levine 和 King(1993) 、Levine和Zervos(1998)）。产业结构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是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于是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的视角逐渐转入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联系中，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Binh、Park和Shin（2006）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响，Wurgler (2000)、Fisman和Love (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效率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互动性展开了探讨（Goldsmith（1969），Rajan和 Zingales (1998)）。

上述国外学者在对众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却鲜有关于我国的研究，且很少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杨琳、李建伟（2002）研究了我国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面对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应加快金融改革。傅进、吴小平（2005）从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导向机制及信用催化机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曾国平、王燕飞（2007）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畸形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并通过实证说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的扭曲效应。史诺平 、廖进中、杨炜娜（2010）基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而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出来，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之间联系的研究日益增多。范方志、张立军(2003) 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了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金融论文，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杨胜刚、朱红(2007)从中部经济塌陷、金融弱化入手展开研究，研究认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不存在有效互动，资金的使用未能实现优化配置。这些研究仍然将重点集中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且并未对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滞后，那么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合理性是否是造成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论文发表。因此本文拟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试图全面揭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金融发展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下的金融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影响，中部地区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部作为国家农业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定位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如下表1所示）。

从上表1我们看到，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占比在2008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人口比重分别比其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和第三产业所占的份额多出7.8、8.08和9.9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内部来看，第二产业中资源型产业偏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较低，多数工业产品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服务业规模偏小，比重较低，结构不合理，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尤其滞后。因此，中部六省依然多为农业大省、资源大省，而无工业强省、经济强省，在国家宏观经济格局中形成了“中部塌陷”。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滞后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造成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低于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市（杨胜刚、朱红，2007）^[]57。
 

（一）工业化与金融发展

上世纪末，中部六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地区工业化进程，工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下图1所示，在1995-2008年期间，中部各省工业增速在大多年份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由地方政府所主导，工业化进程最终演变成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进程，2008年六省的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所占的份额均已超过轻工业的2倍。重工业的特征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存在着典型的规模经济效应，其企业的平均规模相比而言更大，融资需求的规模也相对大些。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导的经济倾向于拥有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Allen 等，2005），大银行或高度的银行集中在处理信息和监督等方面具有规模优势，更加适合提供大规模的融资服务（林毅夫、姜烨，2006）。因此，根据产业结构决定金融结构的理论（Rajan、 Zingales ，1999），中部地区的金融体系应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论文，且大型商业银行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与现实中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中部金融体系是相符合的。但是组织规模庞大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缺乏优势，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和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结构，造成中国银行体系的效率低下，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最优银行业结构应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体（林毅夫、孙希芳，2008）。这说明现有的由产业结构所塑造的金融结构并不体现了地区的比较优势，是不合理的。同时，中部地区的重工业中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比重较大，且增长速度较快。有些为国家重点调控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或面临着艰巨的节能减排任务，受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影响明显。而这些行业又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体，Boyreau-Debray和 Wei（2005）指出当地的国有企业是决定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流向的主导因素。由于存在国家的隐性担保和利率管制，银行获得了信用扩张的激励，对政府支持的产业和大型企业大量放贷，并逐渐转变成为银行机构对部分调控行业和大型企业的深度依赖，使信贷资金的行业与客户集中性风险加大。多年来，受宏观经济多次衰退的影响，这些产业部门为银行机构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未来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一旦出现重大调整，将导致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的银行机构无法及时调整信贷结构，所造成的行业风险可能会转变成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区域金融稳定。

图1 中部地区工业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中部工业经济核心主要由钢铁、煤炭、电力、电气机械、有色金属冶炼、建材、化工、交通运输设备等八大传统产业组成，它们的产业链条大多在全国或在东部地区，与地方中小企业关联度低，难以形成生产的有效的分工，使得重工业与轻工业相脱节。由于缺少大企业

的带动作用，中小企业难以进入大企业的产业链，存在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较低、产量的增加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增加、产品易受国外同类低价产品的竞争冲击等问题，企业发展缓慢。因而其资金需求通过内源性融资即可得到满足，对金融服务有效需求不足。而中小金融机构的优势在于服务于中小企业发展，在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上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中小企业的欠发展导致各类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乏力，大企业比重与银行集中度之间正相关性非常明显，金融体系难以通过竞争提高自身的运行效率。由于缺乏竞争，造成了地区金融系统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工具创新迟缓，国有大型银行鲜有动力改善自身经营状况，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明显表现出发展的不足（如上表2所示），即金融弱化。金融发展的滞后，又进而影响了金融服务于产业发展的质量，中部地区的利率水平总体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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